早前，港大校委會否決物色委員會有關法律學院陳文敏教授出任副校長的建議。此事令公眾關注各間大學校董會（港大稱為校務委員會，英文同為University Council）的組成。有不少意見認為大學校董會的組成方法應該要改革，筆者亦認同校董會的組成方法要改革的必要性。於認同改革校董會組成的大前提下，我們應該要討論的問題是應該如何去改革。
早於2002年，當時英國愛丁堡大學校長宋達能勳爵為教資會撰寫的報告書。針對著大學校董會的組成，《宋達能報告書》指出就增加校外人士作校董的原意為「希望有更多校外成員以非學術界人士的身份參與大學校董會，獨立地向大學提供意見，他們所效忠的對象，並非政府或院校本身。」筆者認為此建議當中所涉及的邏輯是大學校董會成員的問責對象是應該面向社會公眾。
2013年，學聯發表了一份《學聯高等教育白皮書》，筆者亦有幸參與其中。《學聯高等教育白皮書》中提及到：「現時資助院校董會成員多由政府委任，我們長遠要求整個大學管治架構以民主程序產生，加大校內持份者的參與。」此建議的面向十分明顯就是為達致校園內的員生共治，大學校董會成員的問責對象是大學學生、員工、畢業生等等。
於我而言，《宋達能報告書》及《學聯高等教育白皮書》雖同時提及要改革校董會，但大家背後所根據的邏輯並不相同。當中的分別最主要是問責對象，《宋達能報告書》的建議問責對象面向為公眾，而《學聯高等教育白皮書》的建議問責對象面向為校內持份者。兩者當中也有共通處，就是要向持份者負責。香港大部份大學也是教資會資助（UGC-funded）的大學，也就是公立大學，財政上大多依賴公帑撥款。所以嚴格上來說，公眾也是公立大學的持份者之一。我估計此原因亦是有部份建議指大學校董會要向公眾問責的基礎。
《宋達能報告書》 的盲點
我認為《宋達能報告書》的盲點是香港政治大環境。我認為若果由校外人士擔任校董一職，此職位理應是代表公眾監察大學的運作及參與大學的管治。如果香港有一個民選的政府，有民意基礎的政府首長委任校外人士出任校董會成員，邏輯上是講得過去的。但遍遍香港政府的首長並不是由普選產生出來，他所委任的校董也隨之而沒有民意基礎的支持。立法會縱然有一半議員是由地區直選產生，其民意基礎確實比香港政府高。但立法會始終有功能組別的存在，若果由立法會所委任出來的校外人士，市民也很難認同他們有很高的民意基礎及認受性。我有必要澄清一點，我並非要指責校外人士對教育沒有熱誠，我相信有很多擔任校董的校外人士一定十分熱衷於香港的教育。我只是指出他們沒有應當要有的民意基礎而已。
當然《宋達能報告書》提及的非學術界人士擔任校董的產生辦法並不一定限於由政府或任何機構所委任。但我相信各間大學的校董職位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產生是一個不合符現實的做法吧？
校內持份者的重要性
《學聯高等教育白皮書》中提及到要加大校內持份者的參與，而校內持份者所指的普遍是指學生、教員、職員及畢業生等。我個人認為校內持份者於參與大學管治的重要性在於維持每所大學的獨特性。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一個適合於哈佛大學的管治方式，也不等如就適合一所香港的大學。即使本地的八間公立大學也間間各有特色。依我所見，同時由理工學院升格成為大學的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的發展方向也大有不同。對院校最熟悉的一群始終是校內的持份者，由他們處理應如何管治該大學、該大學應如何發展等等也十分合理。因此加重持份者於大學校董會組成的比例對各所大學可以說是百利而無一害。
實質建議（一）
我認為應該要增加校內持份者於校董會之中的比例。現時大學中普遍教職員、學生及畢業生所佔的比例遍低。為了彰顯校內持份者的重要性，增加校內各持份者於校董會之中的比例是必要之事。
實質建議（二）
結合校外人士擔任校董的優勢及增加校內持份者的參與，，而其他校外人士的產生辦法應當由所有校內的持份者選出。此建議既能令校外人士擔任校董的優勢（如獨立地向大學提供意見等）得以彰顯，但又同時大大增加校內持份者的參與度。此建議的缺點是校外人士於政治概念上並不是面向公眾問責。但我相信此建議相比起現時校外人士向全無民意基礎的特首問責，已經是相對進步。
實質建議（三）
校董會主席及副主席應當由校董會成員互選產生，而非由行政長官（亦即大學校監）委任。同樣地，大學校董會的主席及副主席位置的產生辦法應該要民主化，不能夠維持現時封建式般由特首委任。
我寫此文章主要是為了拋磚引玉。當然以上只是我對大學校董會組成的少少意見及建議，歡迎各位指教。
（聲明：筆者曾經為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成員，但以上為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任何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