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日東（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碩士）
社會近期的焦點，均放在港大校委否決任命前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一事上。但在這個星期，也發生了一些同樣值得社會留意的事：一、特首梁振英任命親建制人士何君堯及陳曼琪為嶺大校董會成員；二、建制派全奪立法會內委會及財委會正副主席的職位。
前者固然和陳文敏事件一脈相承，令人懷疑當局有意在正式的政治體制外做文章，壓制學術自主，甚至進一步蠶食公民自由。至於後者，焦點明顯是在體制內，建制陣營（包括北京和本港的建制派）有意進一步加強控制立法會，繼而削弱泛民在議會內的政治能量。前者在體制外，後者在體制內，兩者殊途同歸，均可算是「選舉專制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中「政治操控」（Authoritarian Control）的手段。
近年來，已有不少論者（如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教院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方志恒等）指出，香港已逐步走向「選舉專制政體」（這類政體雖然有著「多黨選舉」的安排，但政治體制卻向當權者傾斜，公民社會亦受一定程度的壓制，例如新加坡、俄羅斯等地）。觀乎最近的發展，此趨勢似乎愈演愈烈。
陳文敏事件和最新的嶺大校董任命，便從側面反映出「政治操控」的一種常見手法：「統戰滲透」（Co-opting Elites）。根據本港年輕學者施家潤和柯衍健的研究，本港八間大學中，每間的校委/校董均有人具人大或政協的背景（少至半成，多至三成），和北京關係密切【註】。在陳文敏事件上，大家不難看到「統戰」 的威力，立場親北京的建制派人士，能夠憑著人數的優勢、「數夠票」，否決對陳文敏的任命。
正因為校委/校董作為大學的最高層，對校政、校內財政、人士任命等環節都有很大的影響力，為了令大學「乖乖聽話」（今次的對象便是嶺南大學），當權者用盡自己手上的權力，任命「自己人」成為校委/校董，也是自然不過的事。當然，大家可能認為這只是筆者主觀的臆測而已，但無可否認的客觀現實是，北京、建制一方在嶺大的影響力的確有所增加。
更重要的是，嶺南大學（尤其是文化研究學系）一向是本港社運的重鎮之一，有不少老師和學生均為社運的領導者，當局實在有足夠的誘因來「好好管理」一下嶺大。雖然單憑一兩次的任命，很難斷言當局就是要透過校董會向大學施加影響力，但前車可鑑，陳文敏一事實在難以令人對此感到樂觀，而類似的任命，恐怕還是陸續有來。
對嶺大校董的任命，顯然是針對政治體制外的大學、公民社會；至於建制派在立法會全取內委會及財委會正副主席，則明顯劍指體制內的反對聲音：泛民。
之前，雖然建制派議員因為功能組別的關係，數目比泛民議員多，但雙方還是有商有量，能通過協商，容許泛民議員出任這兩個委員會的副主席，甚至是主席（例如民主黨劉慧卿，便曾擔任財委會主席）。不過，今時不同往日，建制派現在就是要以「我夠票」的姿態牢牢掌握議會內所有重要委員會的關鍵位置，客觀效果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杜絕了泛民作出重要議決的能力，削弱泛民的影響力，也壓縮了泛民的生存空間。
不過，筆者相信，這只是建制陣營加強控制議會的第一步而已，操控很有可能陸續有來。北京的「操控大戰略」，應該是放眼於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嘗試在地區直選中，讓建制派的議席超過泛民，甚至是一鼓作氣，取得全體立法會的三份之二的議席。功能組別過半、地區議席過半、三份之二的大多數，建制派便能籍此掌握議程的安排、議事規則的訂定等，這樣才稱得上是「全面掌控」。
這個局面，其實距離我們並不遙遠。上屆立法會選舉，建制派憑著「神級」的配票，雖然比泛民少約一成的選票，但取得的議席只比泛民少1席（建制17席；泛民18席）。只要配票再精準一點，建制派的議席便可超越泛民了；而建制派有著雄厚的財政資源來進行票站調查、豐富的地區人脈了解各區的投票走向，要做到這點，並不如想像中困難。
更重要的是，各種「選舉操控」（Electoral Manipulation）的手段，在港已見端倪，如各個疑似「種票」的個案（即「選舉造假」， Electoral Falsification）、「蛇齋餅粽」（即「資源超限戰」，Unequal Resources Competition，以龐大的資源優勢來籠絡選民）等。表面上，上述的種種情況似乎均對建制派的選情有利。下屆立法會選舉勝利的天秤，實際上會否已向建制派傾斜？
本港現時的政治形勢，看似風平浪靜，但當我們站高一些、看遠一點，便不難發覺一張名為「選舉專制政體」的大網正籠罩我城。體制外，大學正受到「統戰滲透」，影響學術自由、公民自由；體制內，泛民受到建制派的全面壓制。山雨欲來風滿樓，老實說，筆者對本港的政治前景並不樂觀。筆者是否多慮了，讀者諸君可以自行判斷。
【註】〈寒蟬處處的學術界—守護我城學者有種責任〉，施家潤，柯衍健（2015）；收方志恒（編）《香港革新論》，頁139-155。
延伸閱讀：
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
《香港革新論》網址
本文章原刊於《信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信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