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抹黑為讓社會漠視運動理性
李國章在成為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後，社會看到他的第一個「成就」是以誇張的「吸毒」比喻批評圍堵校委的港大學生，並指學生被政黨操控。我沒有在現場，也不排除有少數學生會表現得較激進，但從不同的影片及照片看，學生整體保持理性（行動與外國的學運激烈程度差得遠了），並且對改變社會、關心校政抱有良好願望，亦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顯示學生被操控，李國章的批評不但難以服眾，而且漠視了學生對校政的關注。
我們不一定要認同學生的圍堵行動，但現時李國章以及馬斐森的說法完全將這次行動定性為不理性的不文明行為，這種做法與特區政府處理「雨傘運動」的基調一致。這種取向將社會運動視為情緒主導的行為（Emotion-oriented Actions），完全將公眾的視線轉移到誇張甚至失實的運動情緒面，而不去了解運動的理性面。
如果以韋伯的社會行動分類，行動亦可以是目的理性導向行動（Rationally Purposeful Action）、價值導向行動（Value Rational Action）或傳統導向（Traditional Action），如果每遇到社運亦如李國章、馬斐森以偏概全地將運動定性為「暴民管治」、情緒失控，會令公眾不去注視及了解示威者的訴求、價值觀及要捍衞的傳統。
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後開展出不同的社會運動理論，例如六十年代出現的新理論皆傾向視社會運動是一種社會秩序崩潰所導致的偏差行為，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等理論就是在這個年代出現。自七十年代以降，漸漸地出現另一種理論潮流，傾向視社運為社會常態，並仔細研究這種常態的機理。另一方面，以社會結構、宏觀角度看社會運動的傳統理論歷久不衰，並不斷豐富其內涵，例如現時不乏學者以左翼理論看現代社運。
在眾多社會學理論中，我認為結構緊張理論（Structural strain theory）放在香港很有意思。韋伯認為社會現實是由個人社會行動為基礎，個人以上的社會結構只是一種可能性；然而，結構緊張理論認為社會結構客觀存在，而且只要社會結構的不協調，即社會文化目標不能以現有的手段達成，就會使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會因為這種失衡帶來的緊張而處於對立、衝突的狀態。群體開始在結構緊張的狀態下產生不理性的想法或行為，最終可以促成社會運動的出現。
我對社會學的認識不深，但從歷史及理論脈絡看亦清楚明白我們絕不能膚淺地將社會運動視為單純的不理性行為。就算是非理性行動，也可以有理論剖析背後的成因。中共、特區政府與部份港大校委的做法不過是將整個社會的深層問題轉化成學生的操行問題，將理性行動視為情緒失控，於是順理成章地不再探求背後支持的價值與理性訴求。換言之，這是一種漠視民意的獨裁表現，並以制度暴力打壓群眾。
(2) 大學作為理性與熱情的先鋒
某些校委認為這次圍堵行動並沒有必要，因為全體出席會議的校委已經一致通過成立專責小組檢討港大管治架構，將探討校委會主席任命等問題。可是，成立專責小組未有期限，似是緩兵之計，加上會議結果未能完全回應學生的四大訴求，於是學生圍堵沙宣道校舍，要求對話。
說在前頭，以現在的制度看，學生的四大訴求基本上沒有可能成真，正如聯合國安理會不可能加入新成員一樣，所以這場罷課及後續行動注定不獲完全的回應。學生可以做的其實只有發表意見及施壓，目的不是對方投降就是談判（對話）。要達到目標，學生的唯一選項就是將行動升級到一個校委會不能漠視的水平。
部份校委可能認為會議決定已經以建制容許的手段回應學生訴求，因此圍堵沒有必要。然而，過去數月「等埋首副」的決定的確會讓學生懷疑校議會決議不過是緩兵之計；在沒有足夠理據否決任命陳敏文為副校也令學生以至公眾對校委會失去信心；不顧反對聲音委任李國章為校委會主席本身就已經令校委會失去說服力，而校委卻完全沒有意圖去修補這滿佈傷痕的脆弱關係，校委認為沒有圍堵的必要的想法背後正是學生圍堵的根本原因－這是結構緊張的原因之一。
之前不論學生有多激進，至少校長馬斐森會對學生表示理解及包容，甚至支持。儘管校委未必可以滿足學生的所有訴求，但他們大概也不能否認這些訴求有合理的基礎，而且大部份參與大運動的學生也保持理性，而且在寒冬中以行動關心校政，馬斐森理應一如以往地包容學生，繼續港大的開放文化。然而，馬斐森一改常態，不但以「暴民管治（mob rule）」批評學生，更支持李國章指學生被政黨操控的無理指控。這次「馬斐森轉向」有重大意義－大學在歷史上一直是理性與熱情的社會先鋒，而「馬斐森轉向」無疑將風氣開放的香港大學擊沉，大學生發聲的空間將大幅收窄。
「雨傘運動」是一場由學生引領的社運，中共、特區政府自然要無所不用其極地整治學生、學校。我不知道「馬斐森轉向」的原因，但這轉向可算是政府打擊學運的重大勝利，尤其是警方進入校社成為「保安」（這在大部份民主國家根本不可能發生）、法律作為懲治學生的手段之一（馬斐森向警方交出圍堵時的錄影），堪稱是打擊學運的「里程碑」。預計學運之路將舉步為艱，社運的前景也愈趨暗淡。
(3) 回歸後的殖民教育
當了解社會運動的角度變得多元，我們就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了解社會當下的問題根源。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公開指立法會議員薪金甚高，有責任審議法案，劍指「拉布」議員。這種思維與曾蔭權的「做好呢份工」一致，而說到底這種實踐哲學與香港的殖民地式教育方式有關。香港自殖民地年代起，政策就是為了回應殖民者的要求，而並非實際、有願景的長遠政策。在教育而言，香港殖民地時的教育政策規劃僅是象徵式政策（Symbolic policy），不求長遠、有益的教學目標，只求方便操作執行，向上頭「交差」（Paul Morris and Ian Scott, 2005）。香港的教育要怎樣回應殖民者的要求﹖簡言之，就是不能成為殖民地的負擔。同時，隨製造業在戰後擴張，香港教育越來越重視灌輸工業紀律，重實用科目而輕學術科目，這種趨勢在「新自由主義」抬頭後更見嚴重。
要有效回應殖民者的要求，政府一直將教師及學生等教育主體（或主角）排除於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以外（教師薪酬與公務員掛鉤，重視的同樣是執行政府指令），並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中以委任方式控制教育發展方向，結果教育制度成為只有漂亮口號的勞工培訓所。有趣的是，中共一直要香港「去殖」，但香港的教育制度在回歸後更依賴殖民時期的系統，而且例子甚多，例如有商業背景的人士以不透明的委員制度走進教育系統，甚至成為旗手（梁錦松曾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然後成為教改旗手；吳克儉有人事管理的背景，現在直接以商業管教育；李國章在師生的強烈反對下被委任），而教師與學生等教育主體依舊被排除在外，或以象徵式存在於政策制定過程中，影響力近乎零。
在這種文化下，香港的教育政策並沒有「去殖」，反而更加似殖民地，只是宗主國由英國換到中國。香港教育要回應中國這新殖民者，要做的至少要包括：一、國民教育，在「國家安全」上不可成為中國的威脅；二、配合中共規劃的經濟發展，成為中國商家的兵工廠。我們越來越容易看到香港教育的第二個意圖，例如母語教學多年來被壓逼，「普教中」其實不過是為配合內地經濟擴展的踏腳石，而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學生讀書為搵工，內地經濟力量入侵，學好普通話自然不會有強烈阻力，至少大部份家長會認同，管他什麼母語教學的其他好處（當年一樣是為了讀好英文而不顧母語）。同理，香港的大學高速開放給內地生，替中國內地培訓人才而不顧本地學生的利益，港府這種虛假的「國際化」成為香港學生心中的一條刺，而港府不顧這種日益崩緊的結構緊張，更要資助「一帶一路」的學生來港讀書，學生不可能沒有反抗思維，也不可能再信任一個被特首操控的校委。
諷刺的是，這種殖民地色彩濃厚的教育政策導致結構緊張（透過讀好書來搵好工的目標不能透過讀好書來達成！），學生因而開始反抗，而官方恫嚇學生的方法還是那種「沒有僱主會聘請你們」等商業邏輯，這只會讓崩緊的社會更緊張，衝突難免。以前港人會說香港「窮得只有錢」，現在已經大概已經是「窮得只有我們賺不到的錢」。可恨，也可悲。
馬斐森的難得，在於他一直沒有以「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來壓迫學生的自由空間；正正因此他的難得，「馬斐森轉向」才代表港大最後一片淨土淪陷。
(4) 港大學運的演進
儘管我對圍堵的做法有保留，但我們還得了解學生的用心。
這次港大罷課委員會中不乏參與過「雨傘運動」的學聯成員，相信亦有不少參與圍堵的學生也有以不同方式參與過佔領。在「雨傘運動」中，其中一個最大的爭議在於應否將行動升級。當初有人認為「雨傘運動」之失敗是長期佔領令力氣衰敗，同時沒有升級計劃令參與者迷失。我認為這次圍堵運動是正是遙遠呼應着這批判，在罷課力量遜於預期之時將行動升級，增加長期抗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面對校委的抺黑，罷委會的回應比「雨傘運動」時更集中而有力，甚至在傳媒、校委攻擊前就向公眾主動解釋事件，這些都是社運組織上的進步。
社運的成敗不要只看結果，我認為這次罷課行動讓我看到更成熟（縱使圍堵未必是好的升級決定，但至少有嘗試反思及汲取教訓）的運動模式與可貴的熱情。另外，以示威表達意見是我們的權利，而在政治參與權不足的香港就更不應該放棄，即使當權者不願聆聽。當權者多年來灌輸的「打好呢份工」心態要香港人不思考地為其野心奮鬥，於是我們不停追逐一些不屬於我們的目標而忘記自己的權利。我們參與社運、分析社運千萬不要用當權者只看結果不看過程的邏輯，我們要好好捍衞自己的權利與尊嚴。我們沒有「吸毒」，反而是在被教育制度毒害多年後清醒了。另外，當權者將一切運動定性為失常，我們更應該捉緊我們的價值、傳統與目標。「勿忘初衷」，大概就是這種意思。
抗爭最美麗的地方是堅持可以帶來美好的可能性。與其坐在邊上冷嘲熱諷，不如自己的方式支持與堅持，一齊創造可能性。最偉大的歷史，都在人類的想像以外，但都有着不朽的堅持與犧牲。
批評之先要了解，同意與不同意是後話；就算不同意，也可以諒解。對社運如是，我認為對學運更應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