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港大學生會第二年在校內舉辦六四活動，於晚上7至9時在黃克競平台舉行論壇，題為「五代香港人——我們的前途問題」，嘉賓包括土地正義聯盟朱凱迪、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作家李怡、傳媒人王慧麟，高峰期約有800人參與。學生會早前已表明不會點蠟燭及唱歌，會長孫曉嵐宣讀六四宣言後，一眾幹事率領群眾默哀1分鐘。

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在宣言中指，六四以後中國與民主正式話別，摧毀港人對中國改革開放幻想，催生香港本位主體意識。因此港大學生會提出重鑑六四屠城的歷史意義，重申香港人必須將身份認同轉化成抗爭武器，為自己及下一代謀取更大政治權利。

讀畢宣言後，港大學生會一眾幹事走到台上率領群眾默哀1分鐘。

李怡：維園晚會加強「中國人」角色

李怡表示，六四與香港前途問題一直息息相關。六四事件以前，《中英聯合聲明》從來只有中央與英國政府商討，港人沒有話語權，之後《基本法》的制定亦只有由中央指定的港人參與，但六四激發起港人意識，期望透過改變中國而改變香港人的命運。李怡指出，可惜多年來，中國民主發展毫無進展，因此港人需要找回自己的角色，參與香港的未來及前途。對於多年來維園集會，李怡指似乎只會不斷加強港人的中國人角色，令港人對前途沒有決定權，最終由中央決定香港前途，因此他同意年輕人與維園集會切割。

劉銳紹發言完畢後到維園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八九民運所追求民主的目標與今日年輕人一樣。他批評過去有人將香港與中國的民主建立於領導層「剎那間的開明」是不設實際，強調面對中國強大的政權，港人應該想像如何壯大香港的民意，「要喺對手身上爭取我們想要的東西，應了解對手的強弱」。劉銳紹又表示「勾結外國勢力」十分重要，以「強化香港的國際實力」，港人必須將被壓逼事件聯繫到外國，「現階段必須做的是與台灣聯手，因為香港與台灣有共同的價值。」劉銳紹於發言後離開，前往維園集會，離開前高唱自己所改寫的《一點燭光》歌詞最後一句，以「昐共你，上路去，哪管風與狂，凌霄志壯」勉勵在場人士。

資深傳媒人王慧麟表示，二戰之後，港英政府秉持不惹怒中國的原則管治香港，不斷壓制港人，以免刺激中國，在六四事件上，就是令到六四悼念「香港化」，令相關活動只在香港而不在內地出現。王慧麟認為，要了解港人的主體意識，認識殖民管治、中國對民主的認知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亦是年輕一代任重道遠的事。

土地正義聯盟執委朱凱迪指，香港民主運動一向都缺乏討論前路方向，他認為香港民主未來需要挑戰舊有被動做法，變成主動民主參與。朱又認為需要「重新連結香港民主運動同中國小規模民主運動」，倘若遇到中國人不能接受香港獨立、民主自決，需要「令他們逐步明白，香港有民主自決，即係推動他們的民主發展。」

梁天琦：港人參與八九民運非因民族歸屬感

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表示，香港人當年參與八九民運，是出於對勇士們的同情及尊敬，以及對前途的未知和恐懼，但並非因為民族歸屬感而參與。梁認為維園集會沒有凝聚群眾的政治能量，去啟蒙大眾思考香港前程，亦沒有造成對當權者的威脅。他指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等綱領是不足夠的，而悼念之後應該是追求不存在勞役的自由。

梁天琦又指，香港並非自願移交中國，整個主權移交過程缺乏道德正當性，港人需要自決。梁又表示構成一個國族的必要條件，是記憶遺產、大眾的共同願望和意志。他表示港人一同經歷了香港歷史上大大小小事件，有共同記憶遺產，而無論是港人或因政治因素而定居香港的內地人，其實都擁有同一個願望：對自由的渴望。

朱凱迪回應梁天琦指，形成新共識的過程並不是建立一個香港國族，而是透過民主過程令在香港生活的人可以討論議題，使香港成為民主共同體。

梁天琦表示同意朱凱迪第一次發言時提出，不同派系間沒有交匯點去共同討論及推動發展。梁認為香港需要像普選那種對香港影響深遠的議題，才會有共同推動的事件出現。

大學生阿弊

參加者： 了解後應深入討論

以往參與維園集會的大學生阿弊，今年選擇到香港大學參與論壇。她指以往到維園主要為悼念六四，但認為當對六四了解深入後應該深入討論，所以今年選擇參與港大論壇，希望從更多不同角度探討六四。

她表示樂見今年六四集會百花齊放，認為只要大家都是為了民主發展就值得高興。她又認為中大論壇比較煽情，而港大論壇比較學術，所以選擇到港大論壇。

至於平反六四，阿弊認為仍需要時間，她覺得要待共產黨一班元老逝世後才有機會平反，因為共產黨比較愛面子。但她不認同香港舉辦集會沒有效用，她認為維園集會可以讓對六四事件少認知的人初步了解事情，而今年開始發展出的論壇能讓有基本認知的人士深入探討，有其作用。

記者：陳小芹、羅倩晴、麥梓健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同學於7月20日晚上被警方上門拘捕，被指涉及本年1月26日校務委員會會議後作出刑事恐嚇、刑事毀壞及強行闖入等罪行。同時，警方亦嘗試聯絡港大學生會前外務副會長李峰琦同學協助調查，但不果。港大校友關注組就警方的拘捕行動有以下回應：

1）本年1月26日晩上的校委會會議中通過了成立專責小組檢討港大管治架構，此項決定對於港大的發展極為重要。但是，作為校委會主席及其唯一發言人的李國章沒有在會議後向學生及公眾詳細交代有關事項，令當晩在會場守候的學生、校友及公眾人士十分不滿。李國章的處理手法惡劣，應為當晚的場面負上最大責任。

2）當晚在場守候的學生，要求對話和交代。我們深信他們沒有恐嚇或毁壞大學設施的意圖。校方可依校內既定程序處理有關事件所引致的破壞。

3）香港大學的管理層應該了解到港大自去年的委任副校長一事中，行政長官嚴重干預大學運作以達到其個人的政治目的。我們希望大學管理層能夠和學生、教職員及校友站在同一陣線，捍衛學術自由，守護院校自主。

港大校友關注組
2016年7月21日

今屆立法會選舉，政府臨時加入「確認書」的風波，令我想起月前在港大參選的遭遇。我認為，北京的無形之手已插入香港的大小關鍵性事務，並掌握了行政程序的話語權，只要一聲令下，就可以排除北京不想見到的任何人進入建制。而其手中的武器，不再是赤裸裸的意識形態，而是在外用行政程序來包裝，那些不明所以的人，會以為這是程序正義，神經被麻痺到視而不見，到發現的時候已是毒氣攻心，後悔也已太遲。

我叫陳家健，1979年在香港出生，2001年香港大學畢業，主修比較文學。一直有參與香港的政治圈子，2007年和2011年分別代表過前綫和民主黨參加區議會選舉，俱落敗。2011年之後，我決定專注於事業發展，不再參與本地的政治活動。現時是一間證券商的AE。

2015年中，因為陳文敏事件，我因緣際會加入了港大校友關注組。2015年9月1日，參加了在會展舉行的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Convocation—以下亦以此簡稱）的EGM，和11月29日的另一次EGM。我認為，有超過18萬港大畢業生和教職員為會員的Conovacation是一個過去一直被忽略、卻對港大和香港社會十分重要的民意機構。同時，我亦認為梁振英任校監、李國章任校委會主席，從制度和人選上來說，十分不妥。所以，2016年Convocation常委會的換屆選舉，我決定參加，並在政綱上寫明，反對李國章的任命。

提名期在5月16日下午6時截止。我取得了以下港大校友／Convocation Member同意提名我參選：

程翔（B. Soc. Sc 1973）
何俊仁（LLB 1974）
余若薇（LLB 1975）
李卓人（B. Sc (Eng) 1978）
區耀佳（M.B.B.S 1983）
葉建源（B.A. 1984）
范卓雲（B. Soc. Sc 1987）
潘小濤（B. Sc (Computer Science) 1993）
胡莉芹（B. A. 1994）
王振星（B. Eng 1998）
尹翰卿（B. Eng (CE) 1998）
姚冠東（B. Sc 1998）
崔浩然（Bachelor of Laws 2000）
張韻琪（B Soc. Sci 2001）
吳浩希（B. Sc 2001）
陳祖為（教授, 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

我分別在5月9日和13日，兩次去到Convocation收提名表的孔慶熒樓交提名表格。我曾向負責接收的女職員詢問是否這樣便OK？她說是。我又問她有沒有收據，她說沒有。本來這在我的工作習慣上來說甚為不妥，但基於對港大專業水平的信任，我亦再無異議，離開。

5月20日，我的朋友陸續收到Convocation的參選確認電郵，我卻沒有。我發出電郵相詢，Convocation這時才通知我，我因為少交了一張表格，所以參選的資格已被取消。我質問，既然如此，那為何當時女職員沒有提醒我？而當時是5月9日和13日，距離提名截止仍有數日時間，為何不聯絡我？

對於第一個問題，Convocation並不回答。第二個問題，其負責人說已發過一次電郵提醒我。

發去我hku的電郵。而那是我早已不用的電郵地址。

稍後我更知道，有最少3名候選人亦同樣漏交該份表格，因為該表格在選舉網站上十分隱蔽，不易發現。不同的是，他們卻得到Convocation職員的當場提醒，補回表格，所以順利參選。只有我，被排除在選舉門外。

我不想流於誅心之論，所以我不去想是因為我的政綱和提名人，令我被Convocation的工作人員，甚至其他更高層的人士針對。我本來就想遠離政治，專心工作，做不做Convocation 的常委，其實好閒。如果我ＪＲ這一次選舉，我想勝訴的機會不低，但我不想影響我那些當選了的朋友。然而我認為這件事對我不公道，我只是想把這件小事寫出來，為自己留一個紀錄。

因為這樣的體驗，我想奉勸那些以後想參與政治、選舉的人，拋棄幻想，準備全方位的鬥爭吧。在抗爭者與專政者中間，已經沒有了那個「保持中立」的行政機器，他們已成了專政者的手腳、工具，被賦予了敵我矛盾的思維。只要你在程序上有0.000001%犯錯的可能，有心贓冇心，他們100%會把這錯處找出來，還堂而皇之的把你踢出局。好像這一次立法會選舉，以往毫不起眼的「選舉主任」，就成為操生殺大權的劊子手，竟然靠他去判斷一個候選人是否真誠擁護基本法，還決定報名的人有沒有參選權。不要嘗試跟政府辯論這有沒有法理基礎，它隨時可以動員一百幾十個法律學棍，寫洋洋數十萬言去證明這是如何如何合法。

所以，不要怪我們變得激進，甚至於比激進更激進。我們也想做個斯文人，坐下來，你說5分鐘我說5分鐘的互相辯論。因為你不給我參與的機會，我是不惜一切也要跟你拚命，討回公道的。

青年新政備受非建制派人士質疑，並非因為他們欠從政經驗，而是他們不少成員和中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當中，青政的主腦人物梁頌恆——黃俊傑和游蕙禎也是唯梁頌恆馬首是瞻——問題最大。他曾經在電視新聞上向全港觀眾講大話，又歪曲事實，掩飾被中共收編的穢史，淡化和中聯辦官員有關連的影響（註一）。遭人踢爆後，青年新政一直不置可否，與其開放、向公眾問責的形象相反，但求冷處理這個指控，蒙混過關。

恰巧這時候，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在面書留言力撐梁頌恆：「我希望一眾選民給一個身位這個可靠、有熱誠和願景的年輕人去以行動去證明他和他所領導的團隊有能力在波譎雲詭的時局中去為香港帶來改變！我懇請新東的選民支持巴治奧，給梁頌恆一個機會。」

馮敬恩自問對梁頌恆認識不深，他認為梁頌恆可靠，是個人經驗和觀感的問題，旁人理不了那麼多。問題是，他以個人名聲替梁頌恆抬轎，作人格擔保，呼籲選民投票給這個欠政治誠信的立法會候選人，影響選情，關乎重大的公眾利益，他便有必要解釋他的個人判斷為何可取（岩傾不是一個理由），證明他不是立心誤導香港市民。究竟是馮敬恩入世未深，誤信小人，抑或他認為梁頌恆講大話唔眨眼沒甚麼大不了，大話精依然比其他人可靠和可信? 作為選民，必須弄清楚，再考慮是否接受他的推介。

人的誠信，是香港作為一個文明和進步社會的基石。沒有誠信的人，不論其黨派和立場如何，我們一律加以批評，務求撥亂反正。假如因為他口頭上支持港獨（正如青政也口講武力抗爭，但一遇到考驗就退縮），背負部分年青人的希望，就特別網開一面，這其實是容許他有高人一等（欺瞞市民無問題）的特權，和689叫大家相信囤地波沒分別，都是與香港的核心價值為敵。有人會說，現在是非常時期，基於港獨派的壯大和發展，毋須拘泥於原則，為自己人設限。這是妖言惑眾，旨在取消社會的道德底線，給所謂香港民族一個胡作妄為的免死金牌。可以擘大眼講大話的人，不會講一次就算，對自己有好處的時候，就會再犯。靠大話精幫你和專制極權的政府打對台，就如把糖果交給饞嘴而古惑的人看管一樣無保證，隨時被他出賣了你也不知，他還會砌辭狡辯或嫁禍他人，等你唔會懷疑佢，被佢呃完一次又一次。信這種人，沒有好結果，香港又怎麼會有運行呢？

（註一）

區區早前曾經寫過，有關自己參與港大畢業生議會（HKU Convocation）選舉，被無理拒諸門外的的情況。由於閒極無聊，我看了一下Convocation的網頁，卻有一些有趣的發現。

在2015年9月1日，Convocation曾經在會展舉行了一次甚為盛大的會員大會（EGM），當時傳媒都有不少報導，相信不少校友和社會人士還有印象。該次大會高票通過動議，成立專責小組，研究修改相關條例，檢討行政長官作為校監（the Chancellor）的角色，令校監角色保持在禮儀性質。不過之後似乎就沒有人再跟進有關的問題。

其實，隨後畢業生議會真的成立了小組，並在2016年5月17日發表了報告。如果不是特別去看它的網頁，還真不知道這件事已經「被了結」。平時大學有些甚麼臉上貼金的事，都會立即發來電郵通知，反而這件有關校政的大事，卻低調暗暗通過，典型的HKU風格。

不看猶至可，一看把幾火。9月1日的的EGM，九千多名校友投票，60名校友上台發言，大家付出了寶貴的時間和心血，為港大的明天盡一分力。而這份報告，共有50頁，卻只有頭6頁，是真正的報告內容（第6頁還主要是空白的，只有主席的簽名）。後面44頁，根本就是當晚的會議文件，和香港大學條例和規程等，完全是搬字過紙。最後14頁，竟然是Convocation 自己的Constitution。不是說不應包含這些附件，但一份報告只有不夠15％是真正的內容，這說得過去嗎？以量來說，基本上就是敷衍。

此外，EGM是在2015年9月1日召開。而下次的常委會，竟然在11月19日才召開，當中足足相隔了2個月零19日，行政效率非常低劣。此後, 亦只是在12月28日和2016年的1月30日再開了兩次會,就草草定稿了事，根本完全不尊重EGM通過的決議。修改港大條例和規程是十分重要和複雜的問題，常理來說3次會議並不足夠，難怪專責小組交出一份偷工減料的報告。

上面說了「量」，現在來看看它的「質」，也就是內容。

專責小組的結論十分簡單，就是校監的權力是來自香港大學條例（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而校監則根據港大規程（Statutes）的規定來管治香港大學。Convocation並沒有修改上述兩項法規的權力，所以結論是:甚麼也不用做。

現在我們重溫一下EGM通過的部份決議：

動議2D為：

“The Convocation shall set up a working par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olutions (b) and/or (c) above.”

動議2B和2C為：

“This convocation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 and all consequential provision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rule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amended such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shall not be the Chancellor and chief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This convocation is of the view that in the alternative to (b),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 and all consequential provision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rule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amended such that the rol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s the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shall only be ceremonial.”

簡單的說，動議2D是要求Convocation成立專責小組，而２Ｂ和２Ｃ則專責小組的方向和內容，即是修改相關的條例，令行政長官不再是香港大學的校監，或者令校監成為純粹的禮儀性質。

我對報告的內容有兩大意見。

1. 專責小組不知何故，只將港大的架構與數間本地的大專院校作出比較。而港大的目標，根據大學官方發表的Vision，是要做亞洲的全球化大學（Asia Global University）。只將港大與本地大專比較，不要說校友、師生會不會同意，起碼就和校方的目標不一致。這亦反映了專責小組對大學的情況根本不熟悉。

2. 報告第23點是最嚴重錯誤的一點。專責小組的結論是，畢業生議會並無權力要求校委會、校董會或任何人去修改，或者建議任何人修改港大條例與規程。這是明顯的謊話。修改「香港大學條例」（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是要通過立法會，但修改港大規程（Statutes）則是可能的。流程如下：

• 港大畢業生議會有權選舉最多12名常委進入校董會（Court），成為校董。（規程ＸＶd(ii)）
• 校董會有權選舉２名校董進入校委會（Council）。（規程ＸＶＩＩ(ba)）
• 校委會的權力，包括「向校董會建議增加、修改或廢除任何規程」和「草擬規程」（規程ＸＩＸ(m)(n)）
• 校董會的權力，包括「就校委會的建議，向校監建議增加、修改或廢除任何規程」（規程ＸＶＩＩ(a)）
• 校監有權修改規程：「校委會可向校董會建議增加、修改或廢除任何規程。校董會可向校監建議增加、修改或廢除任何規程。校監可根據校董會建議增加、修改或廢除任何規程。」（香港大學條例13(2)）

以上也就是說，Convocation有能力影響港大規程的修改。

3. 雖然校監的權力是來自香港大學條例的賦予，但他管治港大則需根據規程的規定。例如，校監有權委任7名校委會成員（包括主席）的規定，即來自規程（規程ＸＶＩＩＩ1(a)）。其實只要畢業生議會在校董會的代表，競選進入校委會，然後在校委會建議並推動修改規程，校委會通過，再發還校董會通過。然後校董會提交校監，校監即可修改規程「自廢武功」。

當然實際上這機會十分之微，但畢業生議會不能在未嘗試之前，就說自己沒有能力做到。這過程雖然困難，但程序上是有機會成功。打個比喻，你可以說一張桌子是沒有能力成為一位父親，但不能說一個３歲的男孩子沒有能力成為一位父親。一張桌子沒有生命，不能生兒育女，所以沒有能力成為一位父親；但一個３歲男孩，雖然在這一刻不能立即做到，但如果他健康成長，建立家庭，那就有可能成為一位父親。畢業生議會就是這位３歲男孩，卻不是一張桌子。如果現在就斷定他不能，那要麼就是premature，要麼就畢業生議會是無能的，倒不如退位讓賢，好過尸位素餐。

畢業生議會的專責小組，故意隱瞞自己的權力，試圖不盡力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是嚴重違反誠信和失職，我們對此表示強烈讉責，十分憤怒和遺憾。

陳家健（BA 2001）
港大畢業生議會監察召集人
Chan Ka Kin, King（BA 2001）
HKU Convocation Monitor Convener

歡迎各位港大校友、畢業生議會會員瀏覽我們的facebook專頁，支持我們的義務工作，監察Convocation！
HKU Convocation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專責小組報告

傳港大外科學系系主任盧寵茂將接任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一職。港大過去一直為該醫院墊支支付營運費及工資。港人，尤其是港大舊生冧起就嬲。但港大以院校自主和非教資會資助為由，一直隱藏事件。據知，港深醫院這一大頭佛是盧寵茂，不是梁智鴻搞出來的。

現在由盧寵茂接手這一冤孽，似乎冤有頭債有主，但其實都是香港人的錢，他是不會為港人爭公道的。這只會幫他在港大更上一層樓，問鼎港大校長一職。若然，校大舊生真是無眼睇。

盧寵茂是香港精英的人版，中學九優一良，專業成就上是世界級肝移植權威，但在校委會會議上說沒有人問候他 ──說明，這些精英一離開其專業就一肚草，比販夫走卒不如。

歷史

港深醫院是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下，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全額投資，採用港式管理的一座大型綜合性公立醫院，是香港大學在深圳市的附屬醫院，於2008年6月5日開工建設並於2012年10月24日開始正式營業。港大及深圳市政府訂立十年營辦協議，深圳市只會資助首五年的經營開支。而派往深圳醫院工作的醫學院教授身為港大僱員，由港大出糧。深圳醫生埋怨港大教授人工太高，到深圳唔做嘢、點檔，它被深圳市政府借機走數。因此，涉事雙方都低調處理，息事寧人。

傳媒報導

2015年10月有傳媒報導，港大為深圳醫院墊支4億元，深圳市政府只肯承認3億元，尚有1億元「唔認數」，並預計醫院2017年可達至收支平衡，即港大不需要再為醫院墊支新錢，但估計要到2023年深圳市政府才能向港大歸還所有欠款。梁智鴻拒證實。最近更有傳媒指總金額至少達到六億港元。
立法會跟進

2012年7月，何俊仁問香港教授被指派往深圳醫院工作的相關安排及否加劇公營醫院的醫生流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深圳醫院為港大與深圳政府合作項目，有關港大就深圳醫院招聘醫生和調派人手的安排，屬大學的內部事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並無參與。」

2014年10月，劉皇發問，「深圳醫院」自成立以來，港大已為該院作出巨額墊支，而且在短期內難望收回該筆款項。教資會有否監查專上院校使用公帑的情況？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獨立核數師並沒有發現港大在使用教資會撥款方面，沒有遵照教資會指定的撥款用途，或沒有遵照教資會向院校發出的指引及其他相關文件的規定行事等。」

2015年11月和 2016年5月，黃國健問「港深醫院」使用長者醫療券的情況。

校方披露

2015年的港大年刊 Review 表示，“Engagement with Mainland China i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University to be part of and contribute to the fast-growing research eco-system and communities there. In late 2014 our Zhejiang Institute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ZIRI) was opened, giving HKU a strong research presence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has also been applying its modern clinical expertise and management know-how to help run the HKU-Shenzhen Hospital, which in turn offers tremendou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or HKU staff and students. The hospital has received well over 1.2 million visitors since opening in 2012 and in September 2015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alled it “perhaps China’s most dramatic experiment” in healthcare reform.”

其財政報表完全不披露相關開支。

而校委會會議簡報披露：

9. The Council RECEIVED a report on the monthly expenditures of the HKU-Shenzhen Hospital project. --23/2/2016

11. The Council RECEIVED a paper on the update on the HKU-Shenzhen Hospital project. --26/4/2016

12. The Council RECEIVED a paper on the update on the HKU-Shenzhen Hospital project. --31/5/2016

在這裡看到：港大校委會對這一筆糊塗賬無法自拔，所以，校委會對馮敬恩的訊息封鎖，包括這一項，不准其出席這項議程討論。

我們在立會提問中看到，隨劉皇發一問外，建制派基本上不想觸及「港深醫院」糊塗脹的問題。而立法會在這問題上也有點老鼠拉烏龜。看來，最後一著是動用港大畢業生議會機制，迫大學交代。

立法會選舉在即，大家都談聰明選民，在「港深醫」糊塗脹事件上，我們看到泛民和建制派的分別。

（獨媒特約報導）今年1月26日港大學生會衝擊校委會會議，事隔半年後，港大前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被控刑事恐嚇、在公眾地方作擾亂秩序的行為、刑事損壞以及企圖強行進入等，共四項罪名，外務副會長李峯琦則被控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或其他依法執行公務的人，即一名救護人員，案件今早於東區法院作審前覆核。兩人都否認控罪，馮敬恩獲准繼續以1萬元保釋，以現金500元擔保，下次審前覆核將於10月20日進行，正式審訊日期為12月15日至30日。

控方申請兩案合併處理，獲法庭批准。控方指將傳召6至7名涉事的證人，及超過100GB錄影片段，當中包括近44小時的閉路電視、5小時的已公開影片，以及警方錄影片段。

控方同時申請押後審訊，裁判官杜浩成對此表示憤怒，批評控方沒有服從法庭指示，期望下次於10月20日的審前覆核，可以集中案情及整理相關證據。

辯方代表律師文浩正指，只有馮一案才會召校委會主席李國章上庭作證。辯方將由資深大律師李柱銘代表。

記者：Kristine Chan

圖為香港大學校委選舉規則

又一年港大研究生校委選舉，投票期間爆出現任研究生校委朱科在微信發紅包給選民，然後校委會以些微票數之差裁定朱科賄選投訴不成立。原因是校委覺得涉及金額80蚊微不足道，不足以影響選民意志。

多或少，物質利益就是利益。過往區選立會選舉的掌心雷老人都是投票前後到酒樓吃一頓飯，人均成本可能都不到七八十元，難道這也不算行賄嗎？投票意向不應涉及金錢利益，這簡單道理，作出裁決的校委不可能不知道。再者，「紅包只有80蚊」的說法純粹是疑犯的片面之詞。「疑犯喎，佢就咁鳩up都信？」無錯，為朱科護航的校委就是這樣草草了事。或許，朱科不止在一個群組行賄；或許，有些匿藏在深處的證據可以證明朱科贏的二百票是有舞弊成份。可是，校委沒有意欲去調查，他們恃校外人士比例多，把真正有民意基礎的校內校委壓下去。

裁決前要作調查是常識，亦是校委會的規則，教務長應就有關選舉投訴進行調查；教務長覺得調查未如理想，將投訴轉介給校委會時，校委會要決定下一步。* 怎料校委會所謂的下一步，就是舉手close file，把投訴直接消滅掉。校委會有沒有違反規則？應是沒有的，因為規則真的寫得很鬆，校委的discretion很闊。問題是，為什麼制度給予校委會如此大的discretion、為什麼制度鬆到一個地方，連基本的公平公正、審慎的程序都不需要遵守。

這個問題上年校委會選舉已經提出過。由於研究生沒有一個選舉委員會，因此教務處擔當籌備選舉、接收選票、處理選舉投訴的角色，然而它又是校內建制的一部份，聽命於校委會。要限制一個機關的權力，就要令它向持份者問責。當大部份的校委都是特首委任，無須向校內持份者問責時，校委就自然可以馬馬虎虎，作出荒謬的決定。這點真係講到口臭，但學生覺得校委離自己太遠、老師又覺得專注研究無謂作出頭鳥。到下次校委會再濫用discretion來cut資源cut學系、安插親信、將犯法的事私了，就只怪自食其果了。

話說頭來，研究生會一直有個不明文的安排，就是研究生會會長代表出選校委會。研究生會已經換屆，朱科卻再次尋求連任。上年研究生會內部已傳出幹事會國際生委員被刻意邊緣，究竟在打什麼算盤，真是要多多留意。

（資料圖片）

（獨媒特約報導）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及前外務副會長李峯琦就港大校委會否決物色委員會推薦港大法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一事，今早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許可，雙方代表律師就校委會決定是否屬法庭管轄的公法決定向法官區慶祥陳詞。

港大校委會代表、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指，校委會任命決定屬港大私人決定，即是大學任命的僱傭決定，而非有公眾利益的決定，因此不能申請司法覆核。余若海又認為馮敬恩沒有在校委會內申訴他的不滿，反而來法庭要求公開校委會決定的原因及宣告大學有責任捍衛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實屬無理。

代表馮敬恩及李峯琦的資深大律師李志喜則指，基於《基本法》第137條，大學有憲制上保障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兩人亦有相關的責任捍衛，這個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範圍及權利，屬於《基本法》及公法的管轄範圍，而非由港大一方自行決定什麼是充份保障。港大不能借保密原則掩蓋其決定，尤其是高層管理人員的任命決定。當校委會決定是無理及被外力干預，而校委會主席並沒有提供足夠理由，法庭是有責任介入當中決定。

李志喜引述2009年夏正民法官在教院一案的判決書第46段起，指大學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屬於憲制上保障的權利，包括「學習、教學、研究等不受干預的自由」，屬制度上的自由。她又指，不受外力干預包括不受教會、國家及任何界別利益的影響。

雙方亦跟區慶祥法官確認早前港大禁止校委會內容流出的禁制令判決。李志喜指判決令人混淆，「究竟是當時的保密原則有公眾利益所以要保密，還是沒有公益利益所以不應公開？」余若海則指保密是為了保障大學運作。

雙方亦對時任校委會主席梁智鴻當時所說「為了大學的長期利益」是否充份理由否決聘用陳文敏作爭辯。李認為，梁當時只是回應了校委會決定的大原則，而不是該決定的理由。

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亦有出席訊聆訊。

記者：Kristine Chan

早前，港大校委會否決物色委員會有關法律學院陳文敏教授出任副校長的建議。此事令公眾關注各間大學校董會（港大稱為校務委員會，英文同為University Council）的組成。有不少意見認為大學校董會的組成方法應該要改革，筆者亦認同校董會的組成方法要改革的必要性。於認同改革校董會組成的大前提下，我們應該要討論的問題是應該如何去改革。

早於2002年，當時英國愛丁堡大學校長宋達能勳爵為教資會撰寫的報告書。針對著大學校董會的組成，《宋達能報告書》指出就增加校外人士作校董的原意為「希望有更多校外成員以非學術界人士的身份參與大學校董會，獨立地向大學提供意見，他們所效忠的對象，並非政府或院校本身。」筆者認為此建議當中所涉及的邏輯是大學校董會成員的問責對象是應該面向社會公眾。

2013年，學聯發表了一份《學聯高等教育白皮書》，筆者亦有幸參與其中。《學聯高等教育白皮書》中提及到：「現時資助院校董會成員多由政府委任，我們長遠要求整個大學管治架構以民主程序產生，加大校內持份者的參與。」此建議的面向十分明顯就是為達致校園內的員生共治，大學校董會成員的問責對象是大學學生、員工、畢業生等等。

於我而言，《宋達能報告書》及《學聯高等教育白皮書》雖同時提及要改革校董會，但大家背後所根據的邏輯並不相同。當中的分別最主要是問責對象，《宋達能報告書》的建議問責對象面向為公眾，而《學聯高等教育白皮書》的建議問責對象面向為校內持份者。兩者當中也有共通處，就是要向持份者負責。香港大部份大學也是教資會資助（UGC-funded）的大學，也就是公立大學，財政上大多依賴公帑撥款。所以嚴格上來說，公眾也是公立大學的持份者之一。我估計此原因亦是有部份建議指大學校董會要向公眾問責的基礎。

《宋達能報告書》 的盲點

我認為《宋達能報告書》的盲點是香港政治大環境。我認為若果由校外人士擔任校董一職，此職位理應是代表公眾監察大學的運作及參與大學的管治。如果香港有一個民選的政府，有民意基礎的政府首長委任校外人士出任校董會成員，邏輯上是講得過去的。但遍遍香港政府的首長並不是由普選產生出來，他所委任的校董也隨之而沒有民意基礎的支持。立法會縱然有一半議員是由地區直選產生，其民意基礎確實比香港政府高。但立法會始終有功能組別的存在，若果由立法會所委任出來的校外人士，市民也很難認同他們有很高的民意基礎及認受性。我有必要澄清一點，我並非要指責校外人士對教育沒有熱誠，我相信有很多擔任校董的校外人士一定十分熱衷於香港的教育。我只是指出他們沒有應當要有的民意基礎而已。

當然《宋達能報告書》提及的非學術界人士擔任校董的產生辦法並不一定限於由政府或任何機構所委任。但我相信各間大學的校董職位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產生是一個不合符現實的做法吧？

校內持份者的重要性

《學聯高等教育白皮書》中提及到要加大校內持份者的參與，而校內持份者所指的普遍是指學生、教員、職員及畢業生等。我個人認為校內持份者於參與大學管治的重要性在於維持每所大學的獨特性。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一個適合於哈佛大學的管治方式，也不等如就適合一所香港的大學。即使本地的八間公立大學也間間各有特色。依我所見，同時由理工學院升格成為大學的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的發展方向也大有不同。對院校最熟悉的一群始終是校內的持份者，由他們處理應如何管治該大學、該大學應如何發展等等也十分合理。因此加重持份者於大學校董會組成的比例對各所大學可以說是百利而無一害。

實質建議（一）

我認為應該要增加校內持份者於校董會之中的比例。現時大學中普遍教職員、學生及畢業生所佔的比例遍低。為了彰顯校內持份者的重要性，增加校內各持份者於校董會之中的比例是必要之事。

實質建議（二）

結合校外人士擔任校董的優勢及增加校內持份者的參與，，而其他校外人士的產生辦法應當由所有校內的持份者選出。此建議既能令校外人士擔任校董的優勢（如獨立地向大學提供意見等）得以彰顯，但又同時大大增加校內持份者的參與度。此建議的缺點是校外人士於政治概念上並不是面向公眾問責。但我相信此建議相比起現時校外人士向全無民意基礎的特首問責，已經是相對進步。

實質建議（三）

校董會主席及副主席應當由校董會成員互選產生，而非由行政長官（亦即大學校監）委任。同樣地，大學校董會的主席及副主席位置的產生辦法應該要民主化，不能夠維持現時封建式般由特首委任。

我寫此文章主要是為了拋磚引玉。當然以上只是我對大學校董會組成的少少意見及建議，歡迎各位指教。

（聲明：筆者曾經為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成員，但以上為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任何團體。）

17/12　東區法院

李柱銘再三質詢，李國章遲疑發怒

證李國章要求報警，保安經理指控馮敬恩：「駛唔駛用手指佢出嚟？」

2016 年 1 月 26 日，港大學生圍堵校委會，李國章圖在保安擁簇下突圍，遭學生圍困折返。

李國章指控馮敬恩對他說「唔好俾佢走，隊冧佢」，在庭上受辯方律師李柱銘盤問。

李國章說，原擬邀記者上樓，召開記者會，但保安匯報，謂示威者已混入記者之中，故取消。他要求學校報警，維持維序。及後警察抵達，便嘗試奪路離場。

李柱銘先閒話家常套近乎，但提問愈來愈緊。校委遭包圍，是否因為陳文敏無法出任副校長？李國章遲疑：「未必有直接關係。」

李國章謂已決定成立小組，審視特首校監必然制。但李柱銘問，會上是否說過要等 UGC 報告？他否認：「完全冇依件事」。李柱銘問：「學生想要時間表喎？」他說小組「已經成立」，但「搵人」需時，「唔可以俾時間表。」

李柱銘引述馮敬恩，是否說過「（小組）已經唔係議程之內」？李國章說「唔記得」。遭受盤問時，李國章多次顯得不耐煩，三番四次反問：「你係咪捉我字蝨？」

裁判官勸李柱銘不必再問此爭議：「我知係關於誠信問題，但問到依度已經足夠。」李柱銘同意作罷。

談到正題，李國章說學生攔阻，開路不果之際，馮敬恩在他右邊出現，相距兩至三米，朝他喊「唔好俾佢走，隊冧佢」。

李柱銘質疑，究竟在擠擁之間，兩人有幾多人阻隔。李國章強調，馮是「衝埋嚟」，清楚地聽到馮喊以上的話，而且大聲到引起其他人和應。

他斷言馮敬恩在大樓內打手機，就是「發 meassage 打報告」，「誤導」場外群眾，令同學激動。他形容馮是「主謀」，「煽動示威者攻擊」。

控方以有線新聞和熱血時報的影片佐證，但場面混亂，沒聽到誰說「隊冧佢」。裁判官亦說，他只聽到混雜的背景聲，根本聽不出誰說什麼話。李柱銘認同是合理懷疑，裁判官答：「唔係，依個係根據事實嘅唯一答案。」

控方傳召第二證人，港大的保安經理。他說「根據觀察和經驗判斷」，大約有八人混在記者之中，並見學生和群眾把守各大要道，遂向上級報告，取消記招。並證實是李國章要求報警。

在李國章身邊開路的他，斬釘截鐵地形容，「絕對睇到」馮敬恩「好似司令咁樣」，喊「唔好俾佢走，隊冧佢」，群眾起哄附從，「更加唔俾我地走」，令他們寸步難行折返。

控方要求指認被告，他主動離座：「駛唔駛用手指佢出嚟？」

星期一繼審。

筆者礙於工作，無法全程旁聽。詳情請見學苑

19/12　東區法院

港大保安言之鑿鑿，謂馮敬恩說「隊冧佢」；「揸 iphone 嗰啲唔係記者」

＊＊＊

港大保安張憲君，作為控方第二證人，指控馮敬恩在圍堵校委的行動中說「隊冧佢」。他受辯方律師李柱銘盤問。

李柱銘問保安，若馮真的這樣說，他的呼籲是否失敗？保安說「唔同意」，他重申馮「好似司令咁」喊「隊冧佢」，大聲到現場聲音亦掩蓋不住。其他人受其鼓動起哄，情緒更加激動。本來還可一寸寸地慢慢移動，但馮喊話後，「前後左右都郁唔到」。

保安憶述李國章說：「我都驚俾人打」，他附和，故循其言返回大樓。然而李柱銘點出，此說與他錄取口供、星期五受控方問話時不同。保安說「諗番」、「我冇寫嗰句啫」。他澄清忘記誰先提議折返，終究由李國章下決定。

李柱銘問到，一般示威群眾都「時緊時鬆」，憑何斷定群眾的舉動是馮所驅使？或者另有原因？保安同意這是他的「意見」，「唔排除依個可能性」，但自己「好直，有就有，冇就冇」，重申自己感受的情況，就是聽到馮說話後，形勢「唔同左」，群眾「起哄」並「湧埋嚟」，「迫埋嚟嘅力度加大好多倍」。惟李柱銘追問，有沒有見到馮和其他人，真的想打李國章？保安承認「冇」。

李柱銘要求重播學校的閉路電視，請保安確認馮何時說話，他無法指出確切時間，「比較難」。僅斷言在折返前幾分鐘，馮「一定」說過這番話。

李柱銘進而請保安解釋，如何辨別群眾。他說群眾分成三類，一是記者，二是學生，三是閒雜人等，好易區分，例如「揸 iphone 嗰啲唔係記者」。惟李柱銘要求他進一步舉例，保安說不在現場，僅憑 CCTV 無法確定。

最後在控方律師補問下，保安強調「我地都驚，主席同我都驚。。。我驚俾人打。。。真係會驚佢會隊冧我。」

兩年前港大「眀峯」與「Smarties」對決，令學生會的政見備受關注。從此每屆選期，筆者會盡力走訪各大院校的候選內閣，詢問「政治必答題」。

＊＊＊

問：你地點睇六四？

睿鳴：我地嘅立場同評議會嘅議案一樣。會同往年一樣，係六四舉辦相關論壇。

＊＊＊

問：你地點睇中共？
睿鳴：我地唔承認依個政權，所以我地唔會話回歸，而係主權轉移。係政治現實上佢的確係主權國，但我地唔會承認。

＊＊＊

問：你地點睇香港嘅政治前途？

睿鳴：而家好多人批評當年選擇民主回歸，放棄左香港好多可能。但從當年處境睇番，香港人可能覺得民主回歸係對佢地最好。

但由而家處境去睇，我覺得必然要脫離中共嘅一國兩制、基本法框架。

如果我地成功當選，都想俾多啲資訊大家，唔一定關於獨立，而係香港同中國有其他可能。假設聽日有一個公投俾大家決定，起碼大家有一個知情嘅決定。

問：外間有說你們是「港獨莊」，你們的政治願景是怎樣？

如果廣泛地講，我地希望香港人，終有一日可以決定到自己依個地方，有真正嘅民主。政府唔符合大家期望，可以輪替政府。

如果逐一評論，港獨可以脫離基本法框架，的確係可以考慮嘅選項之一；

相反就係繼續留喺基本法，未必唔可行，但前提建基於相信中共。睇番 track record 就知，中共唔係值得信任嘅對象，現階段留係中共體制唔係最可行；

至於歸英或歸台，都係追溯番南京條約，但依個係頗為模糊嘅問題，必須要面對建基於乜嘢去講。

＊＊＊

問：如貴閣有幸當選，會主張以什麼形式抗爭？和平抑或勇武？有沒有被捕的準備？

睿鳴：以馮敬恩為例，佢唔係一夜就可以圍堵校委會，係經過聯署、靜坐等等。
我地唔會話特登行邊條路線，話邊啲路線一定唔會行。都係睇番當時情形決定做啲乜嘢。

我地嘅抗爭底線，係唔希望主動使用武力。但如果走到前線，真係會發生肢體抗爭，最基本係保護到學生。

而家參與抗爭嘅成本愈來愈高。好坦白講，我地全莊幹事都已經有被捕準備。

題為編輯所擬。

香港大學宣佈擬取消天文學主修科，以及數學和物理雙主修科，我倒像是要反其道而行，上周說過要重建文理科目的根基，並以歷史→哲學→化學→數學→物理為五大目標。

我亦有立即做功夫。哲學方面，年多前我讀過生智文化事業出版的《海德格》和《維根斯坦》兩書，受到很大的啟發；唯我除了記得自己受過啟發，已把它們的內容都忘得一乾二淨；這個星期我重看了這兩本書，再一次深受觸動。現在重溫了兩位哲學大師的思想，之後我應該會重新由古代的哲學讀起。

至於作為五科之首的歷史，我訂購了培生的大學教科書《The World, A History》。事緣早前我在銅鑼灣誠品看到它展銷這本書的簡體中文版，從裝潢一看便感到是本巨著。唯我在Amazon.cn看到讀者抨擊其翻譯不忍卒讀，那我還是看原著為妙。

我在中大圖書館找了原著，發現真的是本好書。最新版是2015年，但培生索價逾千港元。我倒是在eBay找了本2008年的版本，好像就是買了一二百元吧，畢竟過期教科書是市場供應最多，卻需求最小的東西。我就撈一下便宜貨了。假使我讀了這本世史的大學教科書，我認為我的歷史知識大概足夠了，其餘只按興趣選讀。

中史方面，日本講談社的《中國的歷史》系列是近年最受推崇的中史書，一共有12冊，大陸譯了頭10冊，之後涉及毛澤東、鄧小平的自然屬於禁書，但最近台灣也譯了。我這周從第10冊的「清末、中華民國」開始閱讀，就讀了太平天國的創立和滅亡而已，會繼續下去見證清末和民國。

至於化學和物理，我也在中大圖書館找了大學教科書來看。我認為暫時要讀它們仍算是一種妄想。回想當年高考，我的化學和物理分別只取得B和C，我「全職閱讀」尚且如此，現在只以餘力兼讀，卻還想越級挑戰大學課程？那不現實。

我不肯定當年我考這個成績，是因為理解力出問題，還是記憶力無法承載太多的內容。如果只是記憶的問題，那還可以嘗試閱讀；如果是理解的問題，那即是高考程度也無法理解，就不能指望理解大學程度了。雖然我也得自信現已不是吾下阿蒙，理解力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

但我暫時無須解開這個謎。畢竟這兩科是排在較後的優先次序，我不如先返回會考程度好了，兩科我當年均摘A，有信心能夠應付。我已從床下底找出化學課本，但物理課本我早已丟了，幸好英國仍有會考程度的教科書，也就是GCSE，要買一冊回來並不困難。我會先用少許時間，為自己重新樹立兩科的會考程度知識，才再籌謀下一步。

及至數學，原本並非考慮之列，我只是需要它的基礎來學習物理。但假如我暫時只嘗試學習會考程度的物理，那就無須使用微積分，亦不用重建數學基礎，這個可以暫時擱下。

好了，Facebook的帖子不能太長，我暫時寫到這裡，下篇我會再談談對港大調整科目的看法，以及為何我會這樣做（如果我會寫的話）。

母校香港大學將取消數學與物理學位課程，因為過去幾年很少人修讀，然後有文章指唸純理科或純文科的畢業生工作出路較窄，指「job market嘅空間較窄，好難順理成章有出路，要自己尋找空間，並非可以單憑所讀科目可以入職。」

這位人事資源顧問又指：「純文純理要有出路，除非好頂尖如精算，又或一些國際大行，「佢哋只求人才，你係最叻嗰個，佢哋唔介意慢慢train。」因此她指，學生選科、工作，面對職業導向或興趣導向時要有所平衡：「夢想與理想、興趣與現實要能夠互相平衡，你做工都要食飯，僱主唔睇理想，只看能力！」

我又不能說他所說的錯，不過我覺得，其實他說了一些係人都知的事實而已。

事實是：除非你一心要成為專業人士，而那些專業人士一定要有相關的學歷專業認可，你就一定要唸某些學科，例如醫生律師建築師會計師工程師社工，不過大前題是你真的希望成為某類專業人士，或者應該這樣說，至少你在選科或者你的認知自己是喜歡／渴望成為該類專業人士，無論是理想或者為了錢途也好，總之那些原因是推動你非選不可，那當然要努力爭取進入該學科。

不過若果在修讀途中覺得自己並不適合，我是絕對絕對覺得別浪費時間，轉科吧！當年也有不少同學作出這樣的決定。

至於不大清楚自己的理想或者想做什麼的朋友，我的意見很簡單：無論如何也完成一個學位課程。若果要選，現實一點，就選一間個朵比較響的學府。首先我在這裡不是要貶低任何一間學府，但現實上，這真的有關係的。

好了，略略分享一下我的情況吧：當年Jupas（是的，不知道是什麼的不奇怪，畢竟我都有番咁上下年紀）得到一個理工唸會計的Offer，很好啊，因為唸會計最好的一定是理工，至於為何我選了這科而得到這個Offer，不記得，雖然計數都不錯，但應該不大有成為一個會計師的理想，或者都是沒有太多想法然後某某告訴這個不錯吧。

中六中七玩多過讀書，成績不好當然全部都合格以上啦，理工的Offer當然達不到，不過幸好英文還有個Credit。於是就憑這個跑去港大敲門，然後生物科收了我。唸了一個月，得知可以轉生物科技，就嘗試申請然後成功了。當年的想法是：單純唸生物除了教書之外就好像沒有什麼了，教書我喜歡的，但也了解當時生物科技好像是當頭起的東東，轉科好像好一點。

三年過去了，自己有幾喜歡生物實在很清楚，得到一個Second Honour畢業。政府說好的大力發展生物科技我想到今時今日大家都知道答案。那些年我們的同學呢，當然有些成功找到教職當了老師，有些繼續進修（就如我的中學同學，現在在美國早已完成博士課程現在為藥廠工作），其餘呢？就如我這些。

找不到教職又糊裡糊塗有教授收我唸碩士，既然有收入就唸吧，七個月後就放棄了，就算教授跟我談過「你就在新發現的外圍了，努力點就會有成績」，但太清楚自己真的不喜歡，不要浪費時間吧。

之後呢？我除了第一份工作在海洋公園做水質化驗的工作跟所唸的有關之外，其餘的工作都沒有關係，不過我在從事不同的工作中，我學習不同的知識，也試過追逐理想（做了跟音樂跟電台跟創作有關的工作），花上好幾年摸索自己工作上的想法與能力，然後用過去十多年發展現時的事業。

我不打算太過詳細介紹我現時的工作，但我覺得絕不失禮而且也蠻滿意過去十幾年一步一步走到今日的位置，同時也不後悔放棄碩士課程後的幾年幾份工作，我沒有浪費時間，我在每一份工作也學到有用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若果你拿著一個學位去找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一份精簡專業能夠讓你突圍的履歷，自信自在讓人相信選你是對的面試技巧。這兩件事前者是可以好好預備的，後者呢，我想除了要好好練習，還有好些要注意的，包括一個人的內涵。

至於如何找到自己希望走的路，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想法：請多接觸不同的人與事，你會從當中找到答案的。

唸理科絕不是起步較輸蝕的原因，絕對不是。

原文刊在此
三十過後一個人住 Facebook 專頁

題為編輯所擬。

香港大學取消數學和物理雙主修，雖然單主修仍會保留，但總像印證了理學院在社會萎縮的印象。若莘莘學子背棄文科或理科，到底他們改選了甚麼科目呢？林超英就戲言不如開「炒股學院」，林非提議由幼稚園開始修讀：WORK1001 辦公室政治、WORK2002 擦鞋藝術先修、WORK3125 辦公室偷閒法、WORK2778 放暗箭基礎。

如果以就業市場論，文科或理科確實出路不多。尤其連最穩固的教師出路，也變成了一道狹門──因為自香港由會考改成DSE後，學生報考的科目減少了，文科或理科的科目被選的機會也就相應降低，原本的理科教師也可能要轉行教通識，何況聘用新的老師了。

讓數字說實話。據考評局數字，2016年DSE報考的學校考生數目為57162人。而中、英、數、通識為核心科目，分別有55985、56976、56941和56941人報考（數與通識剛好考生相同，非誤打）。可是物理科呢？假如一般來說有一半人會讀理科，你猜想它一定會有約28000人報考。可是實際數字令人非常詫異：11615人。也就是說，只有五分一人報讀物理而已！誠然物理是較艱深的一科，就首先被人遺棄了。其他大家較關心的科目如生物、化學、經濟、地理、歷史，則分別有14741、14199、15580、10414和5891人報考，同樣境況堪虞。

雖然現在社會高舉通識，但其實學生的基本知識已是變得非常脆弱，不能與會考的年代相比，這是教育改革的「成果」。我近來立志重新閱讀中學甚或更高階的文理科目，和他們不同，念茲在茲的不是就業。首先，我視文理科目為世界的基礎知識，我有這顆好奇心，想認識這個世界，所以我很想了解這些科目到底在說甚麼。這顆心是我當年讀中學所無的，也許當時沒有想通。

好奇之餘，我亦覺得那是非常化算的事。你想想古往今來的化學和物理學家，花了多少時間才研究出許多地球的運作方式，你現在買本教科書就能領會幾千年的智者所累積的學問，那絕對除笨有精。我甚至經常主張「行萬里路不如讀萬卷書」，因為以同等的時間，旅行帶給我的知識似有若無，遠不如書本博大精深。

第二，我需要參與這個世界。如果我對基本事物的運作毫不理解，我就沒有參與的可能。人生活著有多種意義，在我看來其中一種，是我身處這個千禧時空，承接的就是千禧智慧，並且但願能夠運用已有素材，再作發明和創造，使這個世界更為獨特和更具特色。我並不一定有石破天驚的新發明，也不是要埋首在實驗室，但人類累積的智慧能給我大量的素材，去思考或引用，去進行種種未知的嘗試，包括最簡單的寫作。如果我不了解這些學問，我基本上只能作一些沒有意義或意義不大的「閒談」，深度就像公園的叔伯或Facebook許多的網上社群。我不能說它完全沒有意思，但我覺得我的意義可以不止於此。而當我掌握的元素越多，我才能發揮越多的潛能，更能做到「我之所以為我」，而不是另一個人，或只是一個人、一個生物而已。

當然，老子說「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得越廣，也就全部都知得不深入。所以我也不能每一科都涉獵，只選了幾個科目，是我覺得最能觸碰人類已有的知識的，也就是歷史、哲學、化學和物理。但不同人可以有不同選取。

我對林超英和林非所提議的科目不感興趣，但很多人會趨之若鶩。返回基本的問題是，你覺得人生怎樣才有意義？是不是只是賺錢就好，滿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那就是圓滿過渡一生？

坦白說，我認為我們身處的社會，是一個由地產商、零售商和大眾媒體合謀的世界，那主要運作就是不斷聳恿你或所有人去消費。不少人對基本科目一無所知，但對名牌的新產品卻如數家珍，我們都信奉了消費教，你覺得這樣的人生好嗎？如果我覺得這樣的人生和社會是糟透的，我就更沒有興趣與他們密謀。

事實上即使你任職九倉高層，現在也不過去請三位財務專家做決定，是否要繼續播放有線電視。我完全不認同這是有意義的人生，我不想回顧我的一生就是做各種買賣的決定，並且引誘了許多的人作不必要的消費。何況我何德何能，亦沒有辦法指望去擔當這樣的高職，那我在這些界別的人生，恐怕會更不值一哂，因此我並無欽羨之情。我們都要尋求超脫，尤其我亦已不再年輕，不像以往，可以說留待他日再去勤奮。也許我還要感謝他們，代我做了這些不討好的職位吧！

我明白你會說，如果我連生活也無法應付，我還能有選擇權嗎？有的，再少的時間，都可以抽出來看一頁有含金量的書，一頁的知識，令你變得不是只有行屍走肉。我亦終於認真地認為，假如你還沒有「上車」，你就不要在香港置業，儘量儲蓄，然後找個生活成本只等同香港一成的地方，把林非那些科目拋諸腦後，別與這個不正常的世代一起沉淪。只要我們願意，我們都有朝一日能夠告別荒謬的處境，重過真正有意義的人生。

香港大學理學院最近宣布下學年取消「天文」和「數學／物理」兩個主修課程，引起強烈反彈，原因之一是理學院院長說：Students have simply voted with their feet。

這個說法讓人想起超級市場的經營方式，貨架上暢銷的貨物會加貨和移到顯眼位置，滯銷的貨物則會停售，決定純以爭取最大金錢利益為依歸，不用管貨物是什麼東西，以及貨物具有什麼社會意義。院長的說法等同認為：大學是商業機構，理學院是超級市場，課程是貨物，學生是顧客，反映數十年來大學教育界在香港社會重商大勢的壓迫和薰陶下，商業主義佔據了大學高層的思維，使他們忘記了大學的本質，忘記了教育的本分。

大學的根本社會責任是守護、承傳和弘揚人類社會的知識和智慧，讓知識服務人群，為大眾的美好生活作出貢獻。英國的劍橋、牛津，美國的哈佛、耶魯，中國的北京、清華，都在歷史的長河裏交出成績，為時代開出思路，引領社會面對轉變，協同構建宜居的社會環境，幫助解決人民安居樂業的問題，因此成為世界尊崇的學府。在這些大學的運作中，主要的考慮因素是學術價值和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而不會是某個時刻仍然處於朦朧時期和有待教育的學生的選擇。

過去數年，香港大學的校長在多個場合向舊生表示，要把香港大學辦成「偉大的大學」（GREAT UNIVERSITY），令人對未來頗有冀盼，期望港大拿出遠見、世界視野、胸襟和氣魄，立足學術，放眼人間，幹一番事業，積累功業，成為東亞的劍橋或哈佛。可惜現實裏我們見到的是另外一個版本。

香港的大學包括香港大學，資助主要來自公帑，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發放，辦學無可避免受到教資會的節制。1993年起，教資會歷任主席是梁錦松、鄭維健、林李翹如、史美倫、鄭維新和唐家成。梁和林李是銀行界，另外四位都與金融證券界有密切關係，因此商業思維，尤其講錢的傾向，對大學有很大的影響。教資會治大學如治公司，講成果（outcomes），講關鍵表現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總之要量化，講數字。大學的崇高目標無法量化，無法在商業運作體系裏表達，結果漸漸湮沒在教資會和大學之間的文山會海之中。大學裏瀰漫講「錢」、講「效率」、講「爭取資源」的氣氛，學生多寡決定眾多學系和課程的命運，教授變了寫資助申請書的機器，大學甚至要開班教教授撰寫申請書！

如今守護和承傳知識漸漸變成陌生的概念，大學變成商業運作，念茲在茲的是「爭取資源」、「提高效率」。經過多年發酵，教資會和大學高層錯誤地把學生數目視為業績，形成「學生少」是低效率的觀念。多間大學的冷門學系，無論對學術或對人類有多重要，都要面對撤科、撤系的壓力，今次香港大學理學院撤「天文」和「數學／物理」主修，只是冰山一角而己。

院長就撤消主修課程說得很白：「本系不能負擔學生很少的主修或課程，我們必須高效率地運用資金，我認為教授小眾課程效率太低，浪費時間，教師的時間應該用在提高教育較多學生的質素。」 （The Faculty cannot afford to mount majors or courses that have small numbers of students,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use the funds provided to us efficiently and teaching niche programmes is I am afraid too inefficient and results in a waste of academic time that is better spent in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larger numbers of students.）但是對被撤主修課程的學術意義則隻字不提。

「數學／物理」這個主修課程，跟一般的「數學」或「物理」主修不同，焦點在理論物理學，這個主修是物理學的皇牌，因為物理學理論的突破，往往聯繫到新的數學範疇，如相對論和黎曼幾何學、粒子物理和纖維叢理論及稍後的弦論等，為此專門組織兩科緊密配合的主修課程是必要的，以便創造條件給高能力同學走到近代物理學的前緣，為未來的物理學培育人才，這個主修課程是香港大學走向「偉大的大學」的構成部分。

至於「天文」主修課程，範圍覆蓋物理學研究的兩端，即是極大的宇宙和極小的粒子，是物理學最古老但又充滿活力的一支。由於太空觀測科技突飛猛進，現在是天文學大步向前的時機，「偉大的大學」豈可置身事外？事實上，北京大學甚至設有獨立的天文系，香港大學此刻撤科自殘，等於主動從「偉大的大學」名單缺席。

談了兩個主修課程的學術價值，讓我們回到學生「用腳選舉」的問題。我們必須認清大學究竟為誰而設？大學是知識的守護者和承傳者，是為社會而設的。大學的教學工作，是從中學接收學生，透過課程授予知識，以多元的學習機會豐富他們的閱歷，培育學生成為才德兼備的成年人，畢業後輸送給社會，讓他們以知識和德行參與社會生活，協作建設宜居的生活環境。社會是接收大學工作成果的群體，因此社會才是大學的顧客，學生不是。

大學提供什麼課程，應視乎社會的需要，要成為「偉大的大學」，則「社會」是全球人類，不再限於香港一地居民，因此課程對全球人類的學術意義成為主要考慮。有些課程因為其特殊性或高要求，例如哲學和今次牽涉的主修課程，學生數目少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由於它們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大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堅持提供課程。大學必須認清學生不是顧客，大學的存在不能依附在學生的喜好之上，更絕對不應以「學生少」或「學生以腳投了票」為由，取消有重大學術價值的課程，反而應該多做工作，教育學生認識這些課程的重大意義和提升相關的教學和支援，促進更多學生報讀才對。

講到底，今次撤銷課程事件反映香港社會給商業主義牽着鼻子走的現實，大學的決定是在這個現實下的潛意識反應，至於有關課程學生少，則反映一般學生受「向錢看」社會氛圍的影響，失去了對自然世界的興趣。

時至今日，我們必須知道，香港的長遠未來全賴我們把握好科技創意，大學是做好這件事的關鍵，但是商業主義的長期霸道，令各大學陷於短視，沉迷於「效率」、「資源」，丟掉學術觀和世界觀；學生也同樣短視，視大學如職業學校，但求畢業和「搵錢」，這些都是很壞的徵兆，長此以往，香港只會繼續沉淪。

撤科事小，背後的意義事大，商業主義霸道一日不除，大學困局難逃，香港命運難說。

（筆者按：時值香港大學發生「疑似學生性欺凌」醜聞，影片裡的以陽具「鞭打」被欺凌人士的行為，不禁令人咋舌。但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男性以性欺凌男性」這件事情？本文寫於往年12月，為筆者一份有關女性主義的課堂的期末文章，主要借用女性主義中對「性作為權力關係」的理論，解釋男性的霸權式陽剛文化的形成，並進一步論及其與男性之間的同性性暴力的關係。

事實上，這些性欺凌、性暴力事件並不單單是一件極端事件，或宣之予變態就能解釋——這種理解只是進一步隱藏了暴力的根本來源——它背後其實是一整套性／別文化中，擁有主導地位的男權制：他總是叫社會上的「男性」主動、具侵略性，另一方面，「女性」往往要充當從屬的角色，在男權制底下被征服。把文章放諸公共領域是希望我們都可以打開自己的性／別意識，進一步洞察社會上大大小小的暴力機制。要防範相似的性暴力事件，必須從根本的文化上作出改變。）

15年10月9日有這樣的一則新聞：「8消防涉性侵同袍」 ，涉事的事主與集體以性欺凌事主的消防員同屬男性。按新聞報道的描述，事主多次遭同袍強行為其手淫，卻因內向不敢反抗，而進一步被認定為可欺凌的對象；及後，再有疑是消防員的男子被人強行將白色膏狀物品塞入肛門的照片在消防員的Whatsapp群組瘋傳。兩件性質相似的事件看來並不是偶發的，而兩者同樣指涉性與由一方壓迫另一方的暴力。我們不禁要問，那些消防員為什麼要這樣做？是什麼驅使這一班男人這樣做？它們相互的關係在哪？

或許事情並不如新聞中的前線消防員所說般是「玩大咗」，更準確的說，這其實就是性暴力。我們之所以無法說明這個事實，無疑是與香港對於性暴力的想像非常狹窄有關。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118條列明，強姦是指男子在女子不同意之下與她性交，而性交則是指陰莖插入陰道這個過程 ——換言之，只有男性會干犯強姦罪，而受害人永遠是女性。

但上述的新聞事件說明了，性暴力的發生亦普遍存在於同性之間，尤其是男性之間。據美國教育部在11年發布的資料，將近一成的高中男學生曾被同性同學以不同方式進行不同程度的性侵害 。作為一個隱含的性別／社會問題，也許正是時候，身在香港的我們必須正視這一種的性暴力。

性政治下的男子住地文化，與性暴力的發生

Kate Millett早在《性政治》中宣告了：性即政治，是一群人用於支配另一群人的構力結構關係和組合，而兩性之間就是一種支配與從屬的關係 ；進一步而言，在深受性別文化影響的社會，這也是我們最普遍、最根本的思想意識與權力概念。而在這一種權力關係裡，基於社會上一切通往權力的途徑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裡，男性必然佔據了權力的支配角色，因而構成了男權制的文化。這一種享用權力的制度有兩重原則：一，男人有權支配女人；二，年長男子有權支配年少男子，而維持這一秩序靠的就是一致認同的權力與用暴力強加的權力。

在男權制文化底下，它總是期望並鼓勵男性發展出進取心以持續地運用權力，另一方面，則鼓勵女性不外露甚至扼殺自己的進取心，這種人格的形塑構成了男性的「霸權式陽剛氣概」（hegemonic masculinity）——男性必須顯得具有掠奪性、攻擊性、支配性的上進心，以成為可被依賴、獨當一面的大男人 。雖然事實上只有很少的男性具有這樣的性別氣質，但它卻享有文化領導地位並且加諸於社會上的其他男性，任何不符合標準的都會受到男權制社會的排斥。

在男權制社會裡，正如上述所言，男權很多時必須透過強權的運用以及制度化來展示並鞏固的。這不只是說父親享有妻子以及孩子的絕對擁有權這等制度，而是更進一步，透過讓合符標準的男性獨佔暴力的使用，透過男性對「另一性」的厭惡，進而使他們得到控制隸屬群體的工具。而性（sex）的權力關係正正就是這種暴力的強權的再現。在男權制社會下，性的語言總是把行動和控制規劃給男性，把被動和臣服規劃給女性，透過男性性慾的行使，男性的權力得到創造與肯定，並一再強調男性需在性活動中宰制對方並行使權力 。毫無疑問，性在男權制社會裡是攻擊的，亦是男性的，而男人確實會透過強暴女人、在性活動中行使強權以提升一己的「男性氣概」，亦是一種鞏固並肯定性階級的「恐怖統治」 。而在兩性隔離的情況下，這種由文化因素向兩性強加的氣質差異則變得格外鮮明，更在純男性的「男子住地文化」中得到徹底的階級實踐。

以美拉尼西亞群島的男子住地為例，在那個充滿體力化、暴力使用的陽剛氣概文化底下，地位低劣的年輕男子是年長者和身處高位者的性欲發泄對象，而年輕人必須經歷「錘煉」成為男子漢並加入男人的權力機構 ——這一方面助長了年長男性的權力欲，另一方面則透過強權再次深化了男性與男性之間的內在權力結構，一個崇拜霸權式陽剛氣概的階級觀。

如果我們的社會把男性對女性施行強暴當作一個嚴重的刑事罪行，那末，我們就必須重新審視強暴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它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政治結構。事實上，消防員被性侵犯的事件提醒了我們，性暴力是不限於男性施暴於女性的，而是植根於幾個世紀以來的男權制社會文化，指涉男性氣概的塑造以及其對強權的運用，再者，它的統治原則是有兩重性的。

如果對女性施行強暴是為了滿足陽剛男子對掌權的感覺，那麼對欠缺男子氣概的所謂「年輕男子」、「娘娘腔」的壓迫和揶揄，就和上述的強暴有著緊密相連的關係了。為了維持男權制文化的統治地位，肯定男性的有主見、主導、主動的性別角色，鞏固他們在性別政治裡的既得利益，男性的霸權式陽剛氣概不只要佔有並厭惡女性，更要在同性之間巡邏，滿足對日益成熟的男性競爭者的敵意，並再次確實男性與男性之間所共同擁有的性別角色以及團結精神。

而且——讓我們不要迷失——這一種指涉性的活動根本與滿足男性性慾無關，而是強權者為了彰顯自己可以佔有無權勢者的權力，因而，男子住地文化底下的性暴力亦與同性戀毫無關係，而只是單單為了證明「那些可以幹男人的男人，是男人中的男人」 。的而且確，性暴力在我們社會當中是普遍而指向多個性別的，它的普及完全屬於男權制社會的產物，且無法和建構男性氣概風格的社會壓力分開。

如何解決：男性女性主義之可能

誠然，建構霸權式陽剛氣概的社會壓力是一整個性暴力文化中的核心。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改變並尋求出路？或曰，我們應該尋求一個怎樣的出路？在回答這些問題前，我們要先來掌握這場改革運動的主體。自女性主義運動（甚至是相互輝映的同志運動）捲起一場又一場性別革命，我們反覆在一個壟斷於男權底下的社會積極探索女性的語言及權利，但性暴力文化恰好說明了，男性既為壓迫女性的結構性共犯以外，同時亦會置身於陽剛氣概的霸權底下，而兩者所共同面對的都是一個堅固的男權制社會。而要挑戰這個權力結構，則同時需要外在的以及內在的無權勢者的改造。

男子氣概與所謂「女子氣質」同樣是社會建構的結果，而在一個男權制社會裡，亦會有一些因為不符合標準的男人開始質疑主流異性戀性別系統的必然性 。事實上，正如開首的消防員事件一樣，不少異性戀男人都會因為男性之間的歧異性而受男權制文化所害（甚至是遭受性暴力），進而不會維護男權制文化。

研究男性性別意識的Harry Christian亦提到，男性在早期生命經驗中經歷了遠離傳統性別期望的事情，抑或在成人期受到女性主義思潮影響，都會有助於形成「反性別歧視男人」（anti-sexist men） 。由此可見，除了直接的經驗以外，女性主義在為邊緣男性提供質疑男權制文化的彈藥上擔當了關鍵的角色，在面對共同的強權時能夠為互相充權。

然而，必先警惕的是這並不代表我們在搞「男權運動」，我們不是要指出男性在現有的性別文化底下受到壓迫——因為在此之先，男性在男權制社會底下是根本的既得利益者。我們要探索的是男性可以在女性主義思潮的養分底下，自我反思並協助改造的「男性女性主義」；我們希望借助女性主義，讓邊緣的男性得以從性別角色的桎梏、污名中得解放。另一方面，單純的把矛頭指向「壞的男人」似乎無法協助男性重新理解自己的塑造，所以，男性亦必須意識到自身作為性暴力文化的結構性共犯，面對並挑戰內在的強暴犯 。

參考資料：

Christian, H. (1994). The making of anti-sexist men. New York: Routledge.

Morgan, D.H.J. (1992). Discovering men. London: Routledge.

Pease, B. (2000). Recreating men: Postmodern masculinity politics. Thousand Oaks, CA: Sage.

宋文偉譯（2000），Kate Millett，《性政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黃結梅e.d.（2014），《打開男性——陽剛氣概的變奏》，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圓桌精英有限公司。

何春蕤e.d.（1999），《性別研究：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桃園縣中壢市 :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

畢恆達（2003）：<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現研究》，台北 : 應用心理硏究雜誌社。

〈8消防涉性侵同袍 重案調查 尖沙嘴局8人遭調走 暫無人被捕〉，明報，2015年10月9日；

〈美國校園性霸凌問題〉，台灣教育部電子報，2013年7月11日；

題為編輯所擬

港大宿舍一向畀人覺得係「玩得好癲」，冇錯，但唔係剩係得玩，嗰度係一個社會宿影，你住過幾年，出到社會見到好多嘢，無論係勁人、怪胎定係仆街，你都有「呢啲人宿舍都見過啦」的感受。英國傳統的Hall Education是非常寶貴的，有啲人以為住宿舍的人就是懶散唔讀書，錯了，我唔讀書，但我搞活動捱通頂每日瞓四小時，學到好多書本永世學唔到嘅嘢，夠你在社會一生受用。同冇經驗嘅人講咩係Hall Education，係夏蟲語冰，所以佢覺得港大住Hall嘅人係廢青，都冇乜好爭拗。及後港大跟美式轉四年制，一年考兩次試，傳統的舍堂教育也就慢慢變質了。

在我嗰個時代，係好多嘢玩，但絕對唔會玩到今日咁(如果報道屬實)，因為我們那個年代的人，知道什麼叫分寸！

我覺得今日好多人冇咗「分寸」呢個概念，講嘢好盡，做嘢好盡，玩嘢都好盡，好多人唔識considerate呢個概念，唔知咩叫「不可彌補的後果」。你要問點解大學生玩成咁？咁或者要同時睇吓，點解今日名校中學生夠膽在廁所裝CAM偷拍，點解大學上莊要玩到有無間道收集情報，點解會有滲透......

今日的教育，由家長到學校，還重視常識、分寸、品行嗎？在網上意見不合，不就是落地獄死全家嗎？

Mad World, this is!

文：GY

港大「欺凌」事件愈來愈多人討論，但不少網站評論例如連登、hk dryclub等均指欺凌動作或者欺凌者是"gay"。但係筆者及不少同志朋友都不覺得片中人真的是gay。此篇短評是想從另一角度出發，從同性戀行為與男性氣質的關係看一看這些事件，指出片中「JJ扑頭」等等動作不但不是gay，更加可能是恐同的表現。

如果片中的行為真的是被「扑頭」者沒有同意的欺凌行為，其實我們可以類比為外國兄弟會 (frats) 的 hazing 現象，而不少 hazing 其實一樣有這種仿同性戀的情色行為（homoeroticism）。據筆者粗淺理解，這種homoerotic hazing往往是直男之間作出被假設為厭惡性的同性之間的性行為或類似性行為，過程中其實是強化男性圈子之間對同性戀的嘲笑與恐懼，鞏固被視為男性氣質重要一環的異性戀身分。

試想像如果欺凌者入面有一位真正的同性戀者，我極度懷疑會引起欺凌者的恐慌，因為成件事彷彿由厭惡與嘲笑變成了真實的同性戀行為。

亦有研究指出係社會對同性戀接受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其實homoerotic hazing在男性圈子之間發生的情況越少，因為同性戀行為失去了被厭惡、被嘲笑的特質。這個研究結果亦間接證明homoerotic hazing與homophobia（恐同）的關係。

雖然仿同性戀的情色行為可以是說笑的話題，就如同一般人講咸濕笑話一樣；但是，如果變成了對他人的欺凌，甚至是針對柔弱性別氣質的嘲諷，這就是一種不可接受的暴力，亦製造了恐同的氛圍。所以，仍然會發生homoerotic hazing的男性圈子，不論是舍堂還是消防，真的要好好反思點解自己仲覺得呢啲係好玩既事。

更多：
Anderson et al (2011) "Male Team Sport Hazing Initiations in a Culture of Decreasing Homohysteria".
香港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