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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需要陽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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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賀穎傑

早前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任副校長的任命,並以保密作藉口,拒絕公開解釋理由。校委會中的學生代表,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同學為維護同學及公眾的知情權,把會議上梁粉委員荒誕無稽的理由公諸於世,把他們為取悅權貴而自甘墮落的醜態盡現人前,令不少親建制的委員老羞成怒,連日追擊馮敬恩欠缺誠信。例如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就曾譴責馮披露會議內容,指披露會議內容「有礙委員們在會議上自由討論和交流意見」,並會考慮懲處馮敬恩。

究竟校委會的所謂保密守則是否金科玉律,神聖不可侵犯?美國公營機構(包括公立大學)聘用高層時所需遵守的守則,或者可供各校委參考。

即使在美國,公開資料守則(或稱為陽光法案,Sunshine Laws)也不是盤古初開已有的產物,有權力者黑箱作業,閉門造車可能才是人之常情。可是,如果討論的過程不公開,公眾就不能監察公營部門的決定是否合情合理,決定人選是否政治分贓,公帑是否用得其所。因此,為回應公眾的訴求,美國在1981年已經在所有州政府及聯邦政府確立了陽光法案,於聘用高層人員時人選及過程需作不同程度的公開。在港人熟悉的州分,例如加州、紐約州及佛羅里達州,都要求公立大學於遴選高層時非但需公開候選人名單,而且連校委開會內容都要公開。當中所涉及的包括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名校。

需保障公眾知情權

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就曾於1983年作出判決,指佛羅里達大學遴選法律學院院長時,校委開會內容要按陽光法案公開,原因是公眾知情權較校委的學術自主更重要。法官判詞中有一段是這樣寫:「本庭認同學術機構為作出深入及理性的討論,有時需要設定保密守則,讓成員能夠自由地交換意見時免於害怕被政府報復。」,但法官同時指出:「可是,這種自由卻不能被濫用為擋箭牌,於某些情況下用以侵害其他人的權利。」這位名為Raymond Ehrlich的法官倒有真知灼見,似乎早已預視到所謂的保密守則會被某些人無限上綱作為政治打壓他人的擋箭牌。

由以上的例子可見,在文明先進、公平開放的國家,公立大學的保密守則並非金科玉律,有關當局亦有責任在確保公眾知情權的方面作出平衡,盡可能公開其決定。港大校委會作出創校百多年以來首次否決遴選委員會推薦的決定,引起社會極大爭議,校委會主席梁智鴻仍以保密守則作擋箭牌,拒絕對校委會這個極具爭議性的決定作任何解釋,這說得過去嗎?12位投下反對票的港大校委會成員,你們有膽量把自己理據放在陽光下,用道理說服市民你們的決定並沒有受政治干預嗎?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政治干預豈能容忍 共商修例捍衛自主——香港大專院校歷屆校董會學生代表聯署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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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副校長遴選事件因校務委員會否決任命陳文敏教授再掀爭議。是次遴選風波將政權入侵大專校園的事實表露無遺,更見修訂各大專院校條例的逼切,以杜政權魔爪於校園。我們作為各大專院校前校董會(Council,香港大學為校務委員會,下同)成員,實有責任揭示校董會現存問題,推動修訂大學條例,透過改革校政結構,以捍衛院校自主,保障學術自由。

校委成員自打咀巴 政治干預欲蓋彌彰

陳文敏教授是物色委員會在校委會訂定的遴選準則下獲得推薦,校委會成員假如認為教授不符資格,應當質疑遴選委員會的決定及校委會所訂下的準則,因副校長的遴選準則及物色委員會成員皆由校委會決定和委任,假如校委會認為人選有問題,委員更應為當初訂下準則、物色委員會成員的決定負上全責。

然而校委會成員多次在會上以各種荒謬理由否定陳文敏教授的資格,對於外界指控,校委會成員則多番砌詞這是院校自主,更指否決任命是為港大利益著想。港大校委會不但沒有重新審視自己訂定的遴選準則,也沒有就否決的決定發表合理解釋。這些有悖常理的言論,只是希望掩蓋否決的真正理由,背後直指來自當權者的操控。

校董組成流弊甚多 重新劃界杜絕干預

過去受到公眾嚴厲批評的大學條例,是導致現時狀況的主要原因。八所政府資助院校的校董會成員多由特首委任。縱使以往當權者和政權或因自律而與院校運作保持距離,但現時梁振英作為中共殖民香港的棋子,用盡最大的權力安插黨羽成為校董會成員,用人唯親,以此干預院校自主。這正曝露大學條例本身存有的問題,現時的政治環境,實不容我們天真期望當權者會行禮如儀地委任校董會成員。況且,現行條例亦有違員生共治的理念。大學有其固有的理念及文化,需要透過員生共治去實踐和傳承。現時教資會已有充分權力監察院校運作,確保公帑用得其所,無需由特首委任校董會成員去作出干預。

大學校政不容干預 推動修例落實自主

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不僅是大學校園的核心價值,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石。是次遴選風波只是政權入侵大學校園的荒唐例子之一,各間院校大學條例一日不修,政權和大學校政關係將繼續纏繞,問題只會一直延續。當中受牽連的不單是大學校政的自主性,更是長遠的社會未來。

修訂大學條例,取消特首校監必然制;改組校董會,取消特首委任校監,增加員生代表人數,推動校政民主化,乃是當下刻不容緩的事,將政權的權力從根本上抽離,將大學獨立於政權之外。在此,我們呼籲各院校,不論學生、教職員、校友,一同回歸母校,就修訂條例展開討論。院校自主不單靠制度保障,更靠我們實踐來達成。

聯署名單(按院校及年份排序,陸續更新)

莫佩嫻 1994-1995年度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員
王振星 1997-1998年度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員
陳敬慈 1999-2000年度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員
鄧琳  1999-2000年度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員
張韻琪 2000-2001年度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員
梁倩瑜 2003-2004年度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
郭永健 2008-2009年度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
成曉宜 2009-2010年度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
鄧日朗 2013-2014年度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
梁麗幗 2014-2015年度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

盧星杰 2003-2004年度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成員
吳彥毅 2006-2007年度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成員
余耀東 2007-2008年度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成員
陳喜偉 2008-2009年度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成員
黃佳鑫 2010-2011年度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成員
陳文煇 2012-2013年度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成員
黃俊瑯 2013-2014年度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成員
賴偉健 2014-2015年度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成員

梁頌恆 2007-2008年度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成員
李安然 2009-2010年度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成員
陳天佑 2010-2011年度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成員
林靖雅 2012-2013年度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成員
李浩賢 2013-2014年度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成員

陳富賢 2003-2004年度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
陳啟駿 2004-2005年度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
梁錦威 2006-2007年度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
陳贏豪 2007-2008年度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
葉楚茵 2008-2009、2009-2010年度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
呂偉林 2010-2011年度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
黃學勤 2012-2013年度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
馮靖汶 2013-2014年度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
陳天俊 2014-2015年度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

鄭司律 2010-2011年度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
鄧建華 2011-2012年度嶺南大學校董會觀察員
陳樹暉 2012-2013年度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
葉泳琳 2013-2014年度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
羅冠聰 2014-2015年度嶺南大學校董會觀察員

區健豪 2006-2007年度香港教育學院校董會成員
廖思銘 2011-2012年度香港教育學院校董會成員
黃俊邦 2012-2013年度香港教育學院校董會成員
陳宗迪 2013-2014年度香港教育學院校董會成員
黃菀靖 2014-2015年度香港教育學院校董會成員

(截至09/10/2015_21:00為止)

歡迎加入聯署,請聯絡
廖思銘(6803 4108)
陳文煇(6239 0606)

罷課作為一種武器:癱瘓大學、社會、政府的匕首 魁北克罷課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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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可以問及鉛水是否有助延年益壽時,明眼人都知,處於暴風雨中的港大課堂照轉,如斯下去,豈異於集體狂灌鉛水?當教研聲望俱佳的陳文敏都可被政治判刑、一刀斬下馬時,此代表大專界其他教職員面臨同樣困境,即使是院系的人氣導師,將來也會因思想「行差踏錯」而不獲聘請、續約及晉升。由董治時代溫水煮蛙,大舉引入委任制的商人校委治校,鞏固京港政商聯盟,主導大學發展要配合財團利益,到今天直接伸手撕破臉干預,十二門徒齊齊為京港政商聯盟護駕,如果大學師生依然度日如常,豈不如慢性服毒,毒性發作卻以吞鉛為常?

「學生罷課、老師罷教、職員罷工」的學界三罷,是當下唯一有反抗能量的手段。這次的學界抗爭,顯然絕非「一劑過」,按形勢更可能持續到明年。或許我們都會問:「舊年咪罷過!罷課有咩用?」。當中關鍵問題,無法迴避:怎樣的罷課才有威力?如何才可能促成有威力的罷課?怎樣的民主參與才能令群眾運動進退得宜、持續施壓?

雨傘運動的局限:非癱瘓大學運作的罷課

如果學界能夠發動學生罷課、教授罷教、職員罷工的「學界三罷」,封鎖以至癱瘓大學教學、行政、財政部門,罷課日足以影響大學日程運作、教學、行政、畢業安排,政府就需要重新處理高等教育的財政撥款,以及大學無法向社會輸出人才的難關,影響政權的經濟利益。當社會間的如常運作被擾亂,當三罷殃及觸及政權利益,如此抗爭方有可能破死局而生。

去年雨傘運動的不合作運動,只有堵塞馬路及部分公職人員請辭兩度板斧,罷課是自願性質,罷工只有個別行動,罷市更是從未出現。社會大眾從未真正癱瘓政權,各階層和政權緊密合作,使經濟商貿、人才訓練、交通運輸不同層面都得以運作亨通、貨如輪轉。當眾人只是堵塞數條大馬路,但在各方面與社會繼續如常運作,對政權的壓大當然不大。

2012年魁北克二十萬人罷課-全民大會作為核心的運動方式

2012年的魁北克反加學費運動,卻是由學生罷課帶動,癱瘓大專教育,再而局部封鎖部份政府機關及企業,直擊政權要害。魁北克的格局與香港不同,無法直接挪用盡用,但當中的堅持與罷課的抗爭程度,卻十分值得香港學運、社運、政運自省。魁北克學運的特點,在於非常強調以全民大會決定學生運動的方向。全民大會的意義,在於學運不能只靠學生代表,而需要群眾參與及共同負責。

但要群眾參與,維持士氣,避免分裂,則必須要開放決策權,領袖也變成群眾,在參與者之間共同討論,並議決方向。這樣的目的,是在於群眾運動必須有群眾充權參與,但在過往五十年間,學運經歷過太多學生代表私自與政府妥協、上層決策不獲群眾理解、認同、支持、參與的狀況。

魁北克在七、八十年代歷經多次運動失敗時,失望的情緒試過頃刻覆滅學生聯會,學運陷入低潮。有學生沮喪得三十年不願再接觸學運資訊,重建更有堅韌的聯會亦需時。故此,為改變上而下決策的代議學運、緊守抗爭者共同進退的目標,2002年時,學生創立破格聯會ASSÈ,便屬意以屬會各自召開全民大會,議決大方向、原則,再由代表在聯席會議(等同學生會Council、學聯代表會)就細節商量。

而為了聯會更具機動力更直接民主的法則,ASSÈ的屬會大抵以數百至數千人為核心,橫跨大專界至大學及研究院,非單單以學生會作核心,以便召開全民大會,靈活運動。

這與香港的學運骨幹組織-學聯、學生會制,有不同的側重點與組成方法。在幹事會、時委會、全民投票以外堅持舉辦全民大會,因為學生相信他們需經由召開大會前中後的一系列的宣傳、辯論、分析時局、策略提倡、梳理分歧作出共同的公民鍛練,既加強學生運動的戰鬥能量,同時體現民主精神。

罷課作為一種武器:癱瘓大學、社會、政府

2002年-2012年的十年間,ASSÈ不斷為一個更強韌、具抗爭性的學生聯會而奮鬥,以全民大會為基礎,由會員公決聯會及學生運動方向。運動期間的所有重大決策,全都以全民大會決定。整個罷課籌備了兩年,以反對政府學費加價75%的計劃為目標。因為事前達兩年的宣傳、組織、培訓及動員,加之每年一度的罷課一天計劃,讓學生得以摸索罷課如何操作及讓學生得以低成本漸次嘗試參與。

2012年,ASSÈ得以一開始則以罷課6星期為本,封鎖大學院校課室,直接使大學無法如期完成課程,癱瘓授課、畢業、行政、財政日程,影響政府的教育經費,向社會各行各業的人才輸出。由於學生封鎖大學院校課室,教師學生無法進入,教師支持罷教的成本也相對降低。

罷課行動由最初的數萬人﹐躍升至20萬人參與。警方暴力清場,投擲催淚彈、閃光彈,致使社會發動全民行動聲援學生。政府一直堅拒妥協,但因為學運模式全民參與決策的關鍵情況,共識及士氣一直得以維持,並沒有被政府拖垮。最終在社會不合作的威脅下,政府提前大選,反對黨上台,終止學費加價計劃。

罷課盡管曠日持久,但因為早期的宣傳及ASSÈ每年籌備罷課一天的抗爭嘗試,輔以運動期間,透過定期會員大會的方式促成群眾充權,持續參與,共同承擔決策及進退,使學運得以在警方暴力清場,甚至學生被閃光彈閃盲眼睛種種壓力下的情況下,維持士氣,在困局下堅持抗爭,度過難關。而當年在期滿首六星期的罷課後,延續罷課,抑或暫時收兵,也是由會員大會決議繼續罷課,免去傘運間的爭持不斷。

我們如何維繫群眾之間的向心力?

魁北克學運的籌備與運動方式,以群眾共同參與,民主公決的方法定下藍圖、目標。這與香港學界頗大程度依然需要學生會幹事承擔壓力與責任,分別甚大。筆者不認為香港學運可即時變為魁北克模式,但他們同樣歷經我們面對過的難題:困局當前,充權不足,參與權不均,策略不足,群眾與領袖資訊不均以至意見分歧,士氣低迷瀰漫社會的問題。

如果運動要持續,我們必須有方法可以共同分析、參與、決策與承擔,而非僅僅將責任外判予學生會幹事。否則,只由學生會幹事擔當所有角色、所有判斷,也會使其決策患得患失,而沒有堅實的群眾連結與基礎,影響成效。

換轉港大,以至本地其他學生會,怎樣才能使學生代表及學生透過平等的平台,雙向充權之餘,共同決議下一步方向,維持以群眾為重心的群眾運動?而就著下一步,又如何在此平台就形勢共同定下目標及承擔決策後的共同責任?當中,群眾如何自我維繫向心力,以持續參與、維持士氣、進退有度、互相補足?過往,學運習慣以學生代表行先。今天,學生會的會員大會或院會、舍堂的會員大會能否成為核心,讓群眾參與,而評議會再就群眾決策,思考細節執行?這是學運、社運、政運,皆需要思考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並不是空中樓閣,而是當下每場抗爭,未來十年我們都切實面對的問題:「我們能否以民主的方法去爭取民主?」 雨傘運動既然讓我們看見了過往模式的失效,我們到底能不能在未來破舊立新,確實用一套真正尊重參與者的民主方法去破除過往的困局?

基於時間所限、外在環境與根基不同。今年有否大罷課,是未知之數。而罷課能否師生員工同行,也有許多問題要解決。即使三罷未成,小試牛刀為來年鋪墊,不回應則遂步挺進,也可能是師生員工要考量的方向。去年511人於7月2號留守遮打道的公民抗命行動,在社會仍對佔中充滿疑慮下,開創佔領街道公民抗命的先河,同時也為其後罷課重奪公民廣場,以至雨傘運動作了抗爭運動上的一個鋪墊。今天,師生職員同為香港人,同一未來命運,又是否能再進一步,為未來幾波的學界抗爭敢作先鋒?

學術自由自我閹割 教育學者自甘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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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天教育者不再談理念、原則,請不要說自己捍衛學術自由,因為從那刻起,學術自由已經被你們自我閹割。

自港大副校長委任被無理否決後,中共政權蠶食香港高等教育界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今天嶺南大學校監(即特首)更委任陳曼琪及何君堯為校董,兩人在反佔領、護土共方面有功,被提拔也是預料之內,亦反映港共不惜赤裸裸地委任梁粉到大學之中。昨日港大,今日嶺大,明日中大,魔爪殺到中大指日可待。

有見臨近中大校董會主席換屆,加上要急切討論校董會改組,我等卑微的中文大學教務會學生成員,今日在教務會大會上提出議案,要求教務會就堅守學術自由、捍衛院校自主作出表決,希望在中大進行重大變革前可在立場作表態。先是有些委員表示此等議案不適合在教務會通過,也有委員質疑教務會若無故就學術自由作表態,會顯得「此地無銀」。

故沈校長提出在通過我等議案前討論另一個議案,就是「教務會有需要就學術自由提出議案」並進行表決。結果以21票贊成、50票反對、4票棄權,否決了議案。教務會正式淪為理念真空的機關。

連簡單一個表態,一個作為學者、教育者最基本的堅持 —— 堅守學術自由,也要左閃右避的話,到底我們堅持的底線還可以有多低? 失去學術自由,學術慢慢變得沒有價值,知識生產不再是為真理,知識只為蠱惑大眾、為不義政權建立正當性。不再執著於真理及公義的知識份子,離成為強權的喉舌、筆墨不遠矣。

給所有自以為遠離政治爭議就安全的教育者一句話。喪鐘已經敲響,沉默不是選項。

林夕抱恙出席港大集會 指「用醜陋確定我們身處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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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Alex Leung

(獨媒特約報導)港大校友,著名填詞人林夕亦有出席港大集會,他表示近來身體不適,剛剛出院,但他笑言自己不需要「慰問」。他提到當時進入一家天主教醫院治療時被醫生問及信仰,他可以很放心地說他是佛教徒,因為他相信香港不會有宗教上的歧視。

林夕認為真正的「校園去政治化」就好像這個醫院的例子,學術自由就是容許大家在校園中自由地討論話題,如飲食習慣一般平常,不會有人因政見有特殊待遇;校園是政治開放的,沒有人因政見而受到排斥。

林夕表示若不是馮同學,大家都不知道港大在如此大的危機中。為此,林夕認為要“make devil people famous”,並改編詩人顧城的詩句:「醜陋給了我們醜陋的社會,我卻用醜陋確定我們身處地獄」。

他亦談到那些在集會中經常「準時來、準時走」的建制派反對者,他們可能是為了個人利益,但他們作為一個典型,其實他們就算沒收受這些利益,其實也有同樣的價值觀,例如認為大學生「讀大學不要搞啲咁嘅嘢」。

林夕覺得面對建制派的反對者,應嘗試和他們溝通,講解我們的想法及價值觀。林夕強調自己仍然相信「人影響人」的信念。

記者:Bel、陳子雲

呼籲團結爭取院校自主 港大學生會「老鬼」:學生為爭取公義壓力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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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Alex Leung

(獨媒特約報導)在晚上的港大集會中,多名前港大學生會代表在集會上發言,呼籲學生必須團結爭取院校自主。91年港大學生會會長、現為教協研究部主任的張銳輝表示,今次馮敬恩敢於掀露真相,是 「實實在在的公民抗命」 。而生活在校園內的同學會感到更大壓力,他希望大家鼓勵港大同學及新一代的年青人。他回憶在他的年代,校委會還沒有學生代表,經多年爭取,現在港大同學的聲音才能透過學生代表進入校委會,但同時,有其他大學的校董會或者校委會還未有學生代表,應爭取能充分表達院校自主的校委會。

而1999年港大學生會會長陳敬慈回憶16年前,在校園未經學校批准豎立國殤之柱時,也有要求處分學生的聲音。他表示,雖然他們和今屆學生會的立場未必盡相同,但雙方同樣重視院校自主。

另一位1995年港大學生會會長莫佩嫺指,現在的學生為香港的民主承受太多,中年人是否可「做多少少?」。她表示當年學生會不如今天般面對龐大壓力,而今天很多同學會因爭取公義而面對來自家庭的壓力。她呼籲港大校友應思考自己能為社會和在座同學做甚麼。她亦擔心校長馬斐森被建制報章攻擊,希望大家繼續關注學生及校長的狀況。

2000年港港大學生會會長張韻琪則表示,要救港大必先救港大學生會。很多「老鬼」心痛現屆學生會為港大付出太多,而權貴及大學高層仍未聆聽學生的聲音。她希望大家繼續撐香港及港大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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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前成立的「學術自由學者聯盟」上台發言時表示,聯盟現時有約一百五十名成員,來自各大專院校教。他們認為今次港大校委會事件不只是政治事件,亦影響學術界,指現時所有學術界人員都感同身受。

他們表示,特首作為所有大學校監,有權委任大學最高管治架構,因此造成今日港大及嶺大被建制派校委把持的局面,而這情況將會發生在任何院校。他們強調自己非為玩弄政治而來,自己只是一群忠於良心的學者,並信奉著只有在不受政治干預的情況下,學術才能承傳的道理。最後他們重申聯盟並非針對任何個體,只是為在校園中說真話的權利而站出來。

記者:Bel、陳子雲

港大校友關注組推動第二次畢業生議會 指校委會應為所作所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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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Alex Leung

(獨媒特約報導)港大校友關注組主席葉建源於晚上集會開始前見記者,他促請港大校委會反省其決定,並向港大師生解釋清楚。葉建源又指港大校友關注組正推動第二次畢業生議會,港大校委會應為所作所為負責。

他指今日有兩宗新聞值得留意,第一是有消息指特首梁振英曾與港大校長馬斐森見面,第二是特首委任陳曼琪與何君堯出任嶺南大學校委。葉建源對特首約見馬斐森一事感到心寒,質問其目的何在,估計見面是為了陳文敏出任首席副校一事,並可能向馬斐森施壓。

另外,葉建源批評特首梁振英濫用大學條例,他指過去各大專院校校委都是由持平人物出任,較易為港人認受,如今卻淪為與政府政見相近的人便可以出任,特首直接干預,甚至是管理大學施政,院校自主堪虞。

在集會上,葉建源發言時表示,港大人三十年前經常在公園流連,中山公園是很多人曾經努力經營的地方:「經過一百年,成為大家引以為傲的大學。但一個男人就將這聲譽摧毁。」葉補充指港大校友關注組在今年七月成立,多得很多人支持,他認為只要不退縮,便可以創造奇蹟,包括九月一日的畢業生議會會議及今次的集會。他認為每人只要多走一步,就可以有力量守護港大的核心精神。

他又指港大校友關注組在未來會推動第二次畢業生議會會議,現時在準備議案,包括(一)譴責校委會推翻物色委員會的決定而且不向我們交待理由;(二)校委會應在議案通過後十四日後將他們的理由及他們認為的大學的長遠利益向公眾交待;(三)感謝馮敬恩,他作出的聲明令公眾知道校委會的情況;(四)對於校委會主席及投反對票的成員表示不信任。

葉建源指要藉此表示校委會不得人心,他們應為自己所作的負起責任。「我們是無權者,我們唯一可依賴的是我們打不死的精神。港大百年風華,不能讓這些人胡作非為、予取予携。」

記者:Bel、陳子雲

港大校委會換屆在即 馮敬恩促修改大學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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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早前因披露校委會否決陳文敏副校長任命的理由,而備受建制人士批評。在港大晚上集會中,馮敬恩發言時強調港大校委會換屆在即,各界必須關注和盡早提出修改大學條例。

馮敬恩發言時先表示,感謝集會人士的支持。他回憶在衝入校委會前上了電台做訪問,當時他說,救港大不需掌聲;校委會內僭越校內人士的聲音的人幾乎都是校外人,校內默默耕耘的老師及同學則在默默努力,所以今後行動需要審慎思考,不能為掌聲推動未經深思的行動;他希望大家可以給予他們空間。

另外,馮敬恩又強調,校委會主席及很多委員即將換屆,學生會會有相應的議程但亦希望大家給予他們空間及繼續關注這件事。而學生會在昨晚評議會通過兩條議案後,雖然未必帶來實際行動,但不會停下,否則會被後人唾罵。他再一次感謝大家的關心及鼓勵,希望大家繼續關注學生會關於修改大學條例的事並予以支持。

馮敬恩提到,在今年七月,港大和學聯舉行學界遊行,焚燒大學規程,因為大學因為這規程成為必然校監,從而安插親信,很多大學的校董會或校委會沒有民選學生代表或他們不可以參與一些議題,院校的大學條例的不足為院校自主打開缺口。

而在今次事件之前,馮指港大學生會已努力和其他學生會及學聯推動修改大學條例的工作。他希望大家可以分工、或了解更多有關大學條例的資訊。馮又指學生會過去做了很多政策研究,希望在十一月推動修例討論及在明年就修例舉行公投:「修改大學條例是漫長的工作」,但強調他們有必要為下一代努力。

記者:Bel、陳子雲


「堅守公義 守護港大」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學生及歷屆畢業生就委任港大副校一事聯署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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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本科生及舊生於9月30日就九月二十九日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否決物色委員會就副校長(人力資源)一事發起網上聯署,現時聯署名單超過200人,當中包括70年代畢業生及現職各大院校教職員。

作為社工系學生及畢業生,對於維護公義責無旁貸。我們看見校委員的閉門造車、左報抹黑副校長候選人、公然干預校園事務、校委會的組成的荒謬,捍衛我校的學術自主是當前首要任務。

我們將與超過一千五百名到中山公園參與集會的香港大學學生及舊生並肩作戰,聯署發起人將會把聯署聲明遞交至校委會,要求校委會公開解釋否決原因,重新檢視校委會的組成及制度以及對港大學生會會長公開會議內容一事不作追究。

聲明內容全文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於九月二十九日否決物色委員會就副校長(人力資源)人選的推薦,陳文敏教授未能獲委任。這次是港大史無前例地否決物色委員的推薦,但校委會卻以「保密原則」、「人選私隱」等理由拒絕公開解釋否決原因,令人質疑港大的學術自由受到政治干預。根據校委會守則,當校委會作出的決定是不能符合大眾的期望時,校委會必須公開其決策原因。是次亦明顯暴露了校委會組成及其制度的漏洞,引起公眾對校委會委員的中立性及對其權力監察的質疑。面對是次荒謬的事件,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部分學生及歷屆畢業生有以下回應及訴求。

一. 校委會必須盡快公開解釋否決原因

按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的行事指引及守則》,校委會的決定和行動必須向公眾問責;以及所有決定和行動應盡可能公開和解釋理由。是次事件中,物色委員會已就副校長人選的各方面背景進行詳盡分析並作出推薦; 但按學生會會長的轉述,校委會委員在會議上再次質疑陳教授的資歷、以及指出他令港大造成分裂,因而作出否決,此舉令人對校委會的客觀性及中肯性有極大的質疑。校委會有責任以港大及公眾利益為最大依歸,盡快公開合理的否決原因。

二. 重新檢視校委會的組成及制度

現時港大校委會由24人組成,15名是校外人士,當中7人是由校監梁振英委任,包括主席梁智鴻。校外委員原本有助增加決策的多元性,但現時校委會主席及部分委員都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下的特首委任,因此令人質疑由特首委任的校外人士能否以大學的利益為大前提而作出決定。 另外,校委會能以閉門會議及完全沒有公開理由下否決對港大如此重要的決策, 港大師生及公眾未能有效監察其決策,令人質疑校委會的權力過大。因此,為了確保校委會的決策能以港大長遠益處為最大考慮,校委會必須重新檢視其組成及制度。

三. 對港大學生會會長公開會議內容一事不作追究

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於九月二十九日的校委會會議後,公開校委會委員對陳教授的質疑,被指違反校委會的「保密協議」,校委會主席明言將作出懲處。馮同學為了反映校委會決定的不義不智及保障公眾知情權,不惜以身犯險公開內容,我們對馮同學的行為表示尊敬。加上校委會的守則亦沒有明確指出違反「保密協議」的懲處,因此我們要求校委會對馮同學不作追究。更重要一點是,「保密協議」的原意是讓委員於會議上為港大的利益作出決策時可以自由表達意見,但當校委會的決策未能彰顯港大的最大利益時,絕不能以「保密協議」為擋箭牌,必須明確地作出合理交代。

根據社工守則,我們有責任維持社會公義,在不公不義之事上發聲。面對校委會制度上的不義引致無理否決委任副校長一事中,我們必須堅守其信念,堅持要求校委會公開否決原因,由公眾評斷原因是否合理和符合港大長遠發展,以守護學院的利益及維護社會公義。

由以荒謬理由「等埋首副」拖延委任副校長,漠視九千多名畢業生對校委會提出訴求的投票,到九月二十九日拒絕公開交代否決物色委員會推薦的原因,校委會明顯未能堅守應有的原則以實踐對港大的責任。我們重申,校委會的「保密制度」絕對不能凌駕港大長遠的利益。為著維護學院的自主性及學術自由,我們要求校委會必須盡其守則,盡快公開否決原因及長遠地進行改革。

聯署發起人
黃芷瑩 2011年畢業生
李慧莊 2011年畢業生
陳盈敏 2011年畢業生
郭寶儀 2011年畢業生
彭繼樂 2011年畢業生
鄺嘉欣 2011年畢業生
唐曉昕 四年級生
陳進希 四年級生

聯署名單
李成富 1976年畢業生 [B.Soc.Sc.(Social Work)] 校委會有責任向公衆坦白交代否决陳文敏教授為港大副校長的真正理由。
黄小燕 1979年畢業生 秉承專業精神,支持學術自由,社會公義,守護港大
甘炳光 1981年畢業生
黄於唱 1981年畢業生
許舜莉 1982年畢業生
甘綺玲 1982年畢業生
Kathy Kwan Yuen-yin 1982年畢業生
游達裕 1988年畢業生
黃慧賢 1989年畢業生
梁傳孫 1989年畢業生
林桂蘭 1990年畢業生(MSW) 今日港大,明日香港,支持保衛家園!
盧一露 1992年畢業生
伍芷君 1992年畢業生
杜樂民 1992年畢業生
吳思朗 1992年畢業生
Chan Kwok Bong 1992年畢業生
Alvin Chang 1992年畢業生
温立文 1992年畢業生
伍家傑 1993年畢業生
Phyllis Wong 1993年畢業生
唐彩瑩 1993年畢業生
藍宇喬 1993年畢業生(M Soc Sc SWK) 我們憤怒了,捍衛學術及校政自主,請立即交待事件!
羅婉珊 1993年畢業生 (MSW)
官文慧 1999年 畢業生 捍衛學術自由
Yip Yuk Pui 1999年畢業生 (MSW) 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校委會涉嫌因政治理由干擾港大學術自主
Camilla Camilla Chan Kwan Yee 1999年 畢業生 (MSW) 守護港大学術自主!
周淑儀 1999年畢業生 (MSW)
潘永樂 2000年畢業生 (MSW)
劉寶倫 2001年畢業生 立即公開各校委會員之否決原因
Lam Queenie 2001年畢業生
Leung Ka Ling 2001畢業生
Cho Sai Ling 2001年畢業生
劉德基 2001年畢業生
馮國治 2001年畢業生 (MSW)
陳綺媚 2001年畢業生 (MSW)
鄧耀祖 2002年畢業生
范雪妍 2002年畢業生
Wong Hoi Ming, Amy 2002年畢業生
張永恩 2002年畢業生
陳嘉敏 2003年畢業生 (MSW)
胡寶儀 2004年畢業生
Raees Baig 2004年畢業生
蕭頌渝 2004年畢業生
陳憩晴 2004年畢業生
謝潔樺 2004年畢業生
方嘉敏 2004年畢業生
Judith Cheung 2004年畢業生
陳柏基 2004年畢業生 (BSocSc )
鄒家豪 2004年畢業生(MSW)
Donna Wong 2004年畢業生 (PhD) 沈默便是幫兇, 讓良知引導我們。
孫永康 2005年畢業生 盡快檢視校委會組成方法及其制度
CHEUNG KA WAN 2006年畢業生 (MSW)
羅健熙 2006年畢業生
譚珮宜 2006年畢業生
曾子正 2006年畢業生
丘建文 2006年畢業生
姚佳樂 2006年畢業生
曾嘉盈 2008年畢業生
黎芷堇 2008年畢業生
侯志遠 2008年畢業生
陳英杰 2008年畢業生
June Felicia Cassidy (Fung) 2008年畢業生
李允平 2008年畢業生 (MSW)
馮智傑 2009年畢業生
郭寶燕 2009年畢業生
林凱鵬 2009年畢業生
羅淑敏 2009年畢業生
蔡慧殷 2009年畢業生
何家樑 2009年畢業生
羅貝炘 2009年畢業生
陳妙德 2009年畢業生 (MSW)
陳易文 2009年畢業生 (MSW)
林婉珊 2010年畢業生
黃錦洳 2010年畢業生
趙迦銘 2010年畢業生
區英樂 2010年畢業生
李栢綸 2010年畢業生
李芷萾 2010年畢業生
倪韻凌 2010年畢業生
徐逸妍 2010年畢業生
梁錦光 2010年畢業生 「公義不是甚麼艱深的課題 只在我們有沒有勇氣 憑良心說誠實話 明德•格物」
黎國健 2010年畢業生
蘇栢謙 2010年畢業生
譚穎詩 2010年畢業生 請交代否決原因
鍾若虹 2011年畢業生
溫可穎 2011年畢業生
陳穎姿 2011年畢業生
黃虹穎 2011年畢業生
陳曉敏 2011年畢業生
盧婷筠 2011年畢業生
鄭婉兒 2011年畢業生
麥家欣 2011年畢業生
黃賢富 2011年畢業生
黃國禮 2011年畢業生
姚景之 2011年畢業生
李偉鵬 2011年畢業生
馮顯恩 2011年畢業生
林明燕 2011年畢業生
莫愉燕 2011年畢業生
莊雯欣 2011年畢業生
林秀清 2011年畢業生
葉朗 2011年畢業生
曹永亮 2011年畢業生
Milly Lee 2011年畢業生
Liu Ka Yan 2011年畢業生
Nicole chung 2011年畢業生 請盡快檢視校委會組成方法及其制度
陳燕明 2011年畢業生
郭家豐 2011年畢業生 (MSW)
溫浩然 2011年畢業生 (MSW-FT)
Lam Wan Chi 2012年畢業生
林靜麗 2012年畢業生
陸殷誦 2012年畢業生 要求立即交代原因並重新檢討校委會制度
呂家祺 2012年畢業生
巫巧如 2012年畢業生
譚凱欣 2012年畢業生
何敏芝 2012年畢業生
陳浩恩 2012 畢業生
Wong Kar Wing 2012年畢業生
敖愷翎 2012年畢業生
黃子聰 2012年畢業生
Joey Wu 2012年畢業生
Cheung Man Chong 2012畢業生(MSW)
李志雄 2012畢業生(MSW)
郭兆珊 2013年畢業生
彭家慧 2013年畢業生
洪婉瑩 2013年畢業生
甘愷羚 2013年畢業生
黃琬茵 2013年畢業生
Chan Miu Yu 2013年畢業生
黃琬茵 2013年畢業生
張家樂 2013年畢業生
吳海鋒 2013年畢業生
陳明峰 2013年畢業生
周珞 2013年畢業生
Kwok Po Yan 2013年畢業生
黃子瑋 2013年畢業生 (MSW)
袁敏慧 2013年畢業生 (MSW)
Raymond Chan 2013年畢業生 (MSW)
Lam Yin Ha Dobie 2013年畢業生 (MSW)
鄧嘉麗 2014年畢業生
陳靜瑤 2014年畢業生
伍韶熹 2014年畢業生
蔡慧珊 2014年畢業生
周思情 2014年畢業生
林泳顓 2014年畢業生
古倩瑜 2014年畢業生
吳梓毅 2014年畢業生
陳偉兒 2015年畢業生
吳采珊 2015年畢業生
古淑君 2015年畢業生
周逸 2015年畢業生 立即交代否決之合理原因
曾樂欣 2015年畢業生
尹寧 2015年畢業生
陳朗欣 2015 畢業生
張鳳嬌 2015年畢業生
郭海澄 2015年畢業生
連瑋軒 2015畢業生
李穎儀 2015年畢業生
張仙珍 2015年畢業生 (MSW) 要求交代合理原因
雲宇 2015年畢業生 (MSW)
陳奕嫺 2015年畢業生 (MSW)
黎健基 2015年畢業生(MSW) 反對校委會黑箱作業 立即修例,特首不能成為當然校監!
洪英愉 四年級生
徐嘉浩 四年級生
陳凱琪 四年級生
鄧映佩 四年級生
賴偉莉 四年級生
譚天詠 四年級生
梁淑怡 四年級生
郭靜儀 四年級生
徐朗瑩 三年級生
伍震朗 三年級生
麥穎輝 三年級生
陳寶怡 三年級生
張永佳 三年級生
文雪明 三年級生
余倬恩 三年級生
吳子鋒 三年級生
孫曉嵐 三年級生
馮鈺琹 三年級生
陳俊華 三年級生
吳芷敏 三年級生
鄭曦婷 三年級生
林子詠 三年級生 捍衛學術自由
趙艷華 三年級生
丘兆均 三年級生
謝萱虹 三年級生
林穎詩 三年級生
陳曉恩 三年級生
鍾蕊虹 三年級生
Yu Sik Tung 三年級生
朱慧瑩 三年級生(PhD)
黃冠穎 二年級生 捍衛學術自由
蔡美玲 二年級生
李泓軒 二年級生
梁展程 二年級生
麥承志 二年級生
李燕慈 二年級生
Lee Yi 二年級生
余善衡 二年級生
劉頌恩 二年級生
蘇嘉懿 二年級生
羅德康 二年級生
李詩盈 二年級生
何彥曦 二年級生
蘇韻潔 二年級生
Chiu Chi Wun 二年級生(MSW)
譚健本 二年級生(MSW)
李樂笙 一年級生
余柏熙 一年級生
林啟驄 一年級生
陳君悅 一年級生
劉晚晴 一年級生 立即交代原因
謝艷婷 一年級生
鄭子豪 一年級生
林思敏 一年級生
蔣嘉嘉 一年級生
何凱琳 一年級生
岑嘉怡 一年級生
鄧穎聰 一年級生
李美詩 一年級生
曹振順 一年級生
何絲蕾 一年級生 拒絕無理理由
林志德 一年級生
鄧麗娥 一年級生
李兆軒 一年級生
Franko M.B. Tsang BSW
Wong Wai Man Vivian 2003年畢業生 [Bsc(speech& hearing)]

請繼續參與聯署!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505449176445392/

如有任何查詢,可透過facebook私訊聯絡發起人。

4000人港大集會 反政治黑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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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Alex Leung

(獨媒特約報導)港大學生會、港大教師及職員會、港大校友關注組及十八專業團體晚上於港大中山廣場舉行集會,爭取「堅定院校自主,不容黑手介入」,近4000人出席集會。集會中先後有多名港大校友發言,包括「十八專業團體」代表黃任匡、任建峰和港大人文學院院長 Timothy O'Leary、著名填詞人林夕、醫生歐耀佳和陳志雲等,港大學生會內務副會長何珈彥集會後對記者表示,今晚集會為日後的公投,甚至是未來學生會更多的行動打好基礎。獨媒訪問了數名參與集會的學生,他們都表示事件需要進一步令公眾關注,建議應多向公眾和更多新生講解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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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專業團體黃任匡:拯救港大,拯救香港

「十八專業團體」代表黃任匡醫生引述自己早前處理一個腦幹死亡的手術,死者願意捐出器官幫助他人。他認為,校委會會議可能比當時的手術台更恐怖,因為有些校委衣冠楚楚下包著的是惡毒的心腸,而馮敬恩只是為將亡的港大及香港「嗌救命」。黃任匡指,港大是大家庭,作為馮敬恩校友,,他希望大家和所有香港人一起 「拯救港大,拯救香港。」

任建鋒:建制人士破壞香港如癌細胞

另一位代表,「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鋒律師表示二十四小時前,他在醫院和她母親告別,他知道母親即使已在天國亦和大家一起。任回憶一年前的雨傘運動,當時盧寵茂標籤佔領運動的支持者是癌症,但任強調香港一直只著重市民的努力,不問政見,是一個團結的社會;而今天,那些只忠於北京的人士令到香港不再團結, 「他們才是香港的癌細胞。」

任建鋒又將港大比喻為「香港的腦部」 , 「今次是得了腦癌」 ,我們需要去除 「癌細胞。」強調大家要告訴這些傀儡,港大人的憤怒是由陳文敏教授被拒任命而起,而現在抱持相同意見及價值的人士聚合起來,一起為我們的信念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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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院長O'Leary:我們不高興

港大人文學院院長 Timothy O'Leary 表示陳文敏事件後,完全不信任校委會。他希望評議會就決定作公投,並且向校委會明確表示 「我們不高興」。他同時引去年畢業禮有學生持黃傘出席,向馬斐森表示 「不要遺棄我們」 的例子。他希望在場各位都不要拋棄港大和港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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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大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蔡寶瓊則回憶指,李國章很喜歡發律師信。當年她曾和李國章共事,2007年教院風波中,教育學院副校長陸鴻基教授成為代罪羔羊;而羅范椒芬為此辭職,李國章當時對陸鴻基教授說了 “I’ll remember this, you’ll pay” ,卻沒有受到何懲罰,現時更加出任港大校委,她對此表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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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法官:重奪學術自由

退休法官王式英表示此事影響所有大專院校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建議新的立法規管所有大專院校,使管理機構中立地依基本法行事。王式英提到今天特首委任兩名反佔領運動及親北京人士出任嶺大校委,寄語各位要放眼將來,爭取校園及社會的支持新的立法,「重奪我們的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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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雲大師 」撐母校

其中在1981年港大畢業生陳志雲表示,校委會至今仍未就馮敬恩洩密一事,主動向港大師生交代推翻物色委員會決定的詳細原因。他鼓勵大家繼續堅持發聲, 「不能無聲地任人閹割。」 現場報以掌聲。現場亦有文學院畢業生表示,不奢求學者為保學術自由犧牲者自己,但如有學者為上位而出賣院校自主, 「是為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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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友歐耀佳醫生提到過去港大醫學院命名事件和八一八事件等,都顯示校委會正在沉淪。而在九月一日,港大畢業生議會有超過八成投票者清楚表示,校委會應清楚交代其否決陳文敏任命的決定。歐耀佳指時至今日,梁智鴻及其他校委都沒有出席集會聆聽訴求。他呼籲校友及師生應繼續向校委會施壓,直至他們給予滿意的解釋及回覆。

另一港大校友、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教授表示,三十年前港大同樣有關於院校發展的討論。他喜見今天的港大師生及校友依然有這種動力。他指校委會決定傷害港大;而大學所有的持份者都應該思考大學未來要如何發展。葉建民認為老師有責任教導學生何謂社會公義,而同學也應以最大的聲音告訴大學管理層及特區政府,「到底我們想要怎樣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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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內務副會長:集會為未來學生會行動打好基礎

就讀新聞學系三年級的何珈彥是現屆學生會內務副會長。她表示對今晚有4000人出席集會始料不及,因為學生會的準備有點趕急;她形容集會的作用是「集氣」,能夠令更名學生和社會大眾的關注,為日後的公投,甚至是未來學生會更多的行動打好基礎。

而她表示自己所屬的宿舍,同學都比較熱心參與行動。她提到自己的宿舍也曾舉行過校政討論會,當時有70人出席;就算之後學生會亦有舉辦相同的討論會,宿舍同學也願意多出席一次。課堂的時候,不少教授會於中段小休的時候主動向同學提及事件,並呼籲其開注。

何珈怡表示,長遠而言港大必須修改大學條例,才可防止未來再有同類型事件發生,「如果壞的制度沒有改革,外部怎樣施壓也難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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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望能多向新生講解事件始末

來自法律學系的 Locker 和精算系的 Martin 均表示今晚集會目的為了讓港大學生清楚事件的來龍去眽和校委會制度的荒謬。Martin指出席集會是為表達對校委會遲遲未有交代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原因的不滿。而Locker則指集會作用未必很大,但可以喚起更多師生,甚至是整個社會的關注。至於未來行動方向,Locker表示之前有出席過校政討論會,同學對行動方針各有意見,罷課和罷教未必人人同意,他估計可能會圍堵校委會會議。

而Martin 則提到自己在宿舍和課堂時,觀察到身邊同學對事件的了解其實未夠清楚,關注亦比預期中少,他希望來日可以有更多同學參與行動,或討論長遠的大學管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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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文學院四年級的許同學認為集會是「好開始」。他表示9月29日校委會否決陳文敏任命時,新生可能尚未了解清楚事件詳情,而集會正好令同學了解更多。許同學促請校委會盡快向港大師生交代清楚具體否決原因,並希望校委會願意聆聽師生的訴求,而較理想的話,事件亦可帶入社會大眾中討論。

問到同學之間對事件的關注,許同學形容是「一半一半」,宿舍的同學有密集宣傳,向其他人解釋,但也有部份同學對事件的認識只流於「陳文敏無得做副校」的程度,而不知道校委會制度背後的不合理。

記者:Bel、陳子雲

再蹉跎、再猶豫,港大必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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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我參加了港大學生會、港大教師及職員會、港大校友關注組、18進步專業團體在港大舉辦的「堅守院校自主,不容黑手介入」集會。整場活動,看到義憤填膺的參與者,聽著義正嚴詞的發言,團結的歡呼聲,不間斷的掌聲,一致的聲討,共同的訴求,像極了一場什麼選舉的誓師大會,卻欠缺了勇往直前的行動。跟朋友於集會後吃飯閒聊,大家用了一個字總結集會: 膠!

六時開始的「港大校委會管治危機與改革」論壇中,三位發言嘉賓吳靄儀、劉進圖、曾廣海都重述了校委會的荒誕行徑,都要求這些校委下台,吳靄儀還特別強調要阻止校監繼續干預,守護大學院校自主; 建議修改大學條例,以達目的。心裡暗暗喝采,期待著她建議如何爭取時,她已飄然退下。

這一環節也讓台下參與者發問和表達意見,其中一位大聲疾呼「這是全香港人的事」,全場鼓掌和應,卻種下了大會腰斬所有其他台下發言時間的禍根。

大約七時至八時四十分,便是師生、校友及校外支持團體分享的環節。大台控制得宜,兩位主持謝志峰和曾志豪發揮MC的功效,整個環節井然有序,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情緒高漲,被現場氣氛麻醉了,像一場演唱會多於爭取大會。

港大教授陳祖為稱對校委成員失信心,建議不要用來自其他大學的人做校委主席,有點自掃自家門前雪之意。Timothy O'Leary也提對校委失去信心,問了一條關鍵問題: What can we do ? 正期待他趁機發勳進一步行動時,他說: We don't know. We must continue to speak about it!原來也止於一起發聲,繼續爭取。張達明只說說對陳文敏的批評如何荒謬,間接証據已充分顯示政治干預,如何打仗的討論當然匱乏。

更令人失望的是蔡寶瓊,用了時間談教院學術自由被干預的歷史,目的大抵是要大家警醒,不要讓李國章進一步禍害港大。但在場人士,有誰不知李國章是大魔頭呢?

退休法官王式英也是了無新意,強調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有誰不知? 建議的前瞻路線也是贅言。最天真的是把希望放在立法會,建議立會內討論? 眾所周知,在立會泛民已被廢掉武功的場合,任何欲借立法改變大學架構削弱特首權力的議題,必被否決!王式英居然說The Government cannot stop us !也太離地了吧?

其他校友:莊陳有、歐耀佳、葉健民、學術自由學者聯盟代表、港大院會及舍堂學生代表等的發言,由莊陳有說的「想見到正義會勝利!」; 區耀佳的「我地會繼續跟進。保衛香港教育、核心價值!」葉建民要求同學們「要用最大最大的聲音講你們想要怎樣的大學?」林夕的「大學應容許大家自由討論問題、表達立場」等,都語重心長,可惜的是,都缺乏了真正振聾發嘳的主張。

18專業團體只有法政匯思和杏林醒覺獲准發言,王醫生、任律師精采演繹,道出了要「一起救香港救母校」的呼籲,要「移除腦瘤」的決心,當然如何救,怎樣切,沒有提及。

學生代表也是要求學生站出來,要把「蝴蝶效應推至龍捲風程度」; 把「政治干預踢出校園」; 也是停留在「討論」修改校例層面。
「老鬼」校友稱繼續撐港大學生會,爭取所有大學自主,關心校長云云。意願良好,力度不足。

然後到萬眾期待的宣佈行動時刻,港大教職員會代表楊德忠點中了要點: 教職員升遷問題!雖然大聲疾呼「人格不能賤賣」,卻一語道破了整個行動的致命處!
關注組葉建源一貫作風,要「匯聚更大力量,一步再諗一步」,沒有破釜沈舟的決志,了無新意,只是「推動第二次會員大會,讉責校委會; 要求校委會解釋「長遠利益」是什麼;感謝馮敬恩;對梁智雄和投反對票的委員表示不信任」云云,又是一連串的請群眾給予掌聲的要求,葉建源的慷慨激昂,就止於此。

反而是馮敬恩較為誠實謙卑,說「不須要太激昂。救港大不須要掌聱。」說出了「下一步行動,要大家俾啲空間,做最適當的事。」並承諾會「繼續監察校委會,關注大學規程」。具體行動包括「11月中商討修政大學條例」; 並以公投處理兩個議案: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必須由教師、職員及學生接受的人選出任」及「李國章不適合在香港大學管治架構擔任任何職位」。

由頭至尾,整場活動也太叫我失望了!大家都關注學術自由、院校自主; 大家都清楚知道,若讓港大校委會得逞,所有其他教育界也會如骨牌效應,一一倒下; 大家也深明香港將加速大陸化,無一倖免!

繼續討論,也不會有什麼新意; 修改大學條例必被否決; 公投即使通過也沒約束力。那群人已發瘋,為效忠共產黨已成魔; 他們已是無恥之極,不會有理性討論的空間。我們唯一的有效武器,就是罷課罷教!不要再懼怕學業受阻,不要再考量飯碗升遷問題,這場關鍵戰役,必須乘勝追擊,再蹉跎,再猶豫,港大這座「淪陷中的保壘」必然倒下!即使能畢業,能保飯碗,也只是共產專制政權下的附庸,害了自己,害了兒孫,遺憾萬年。

香港的黑暗時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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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的浸大校長遴選過程,被指黑箱作業,沒有足夠的諮詢和論壇給予浸大的師生去認識候選人,更沒有給予足夠的時間讓學生去了解候任校長,欠缺透明度。學生會苦無他法,最後選擇了衝擊校董會,以求拖延任命會議,才能夠爭取到連續3天加開了3場的諮詢會。事隔才數個月,港大再爆出拖延副校的遴選過程。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的任命處理過程被校委會以「等埋首副」的「理由」給拖延。這當中是否有外部勢力予以嚴重的干預?大學自主,是不是經已喪失了?

港大副校長的人選,早已由物色委員會給定下來,只待校委會予以通過,便能夠正式任命。港大校委會傳統上並不會對物色委員會的推薦予以否決,蓋因物色委員會的成員皆為享負盛名的教授及校長,選擇候選人時必定肯定其學術權威及能力皆足以擔任副校長職位,去帶領港大向前邁進。可是,校委會成員大多都是非港大教職員,甚至是外行人,絕非如物色委員會般擁有專業知識和對候選人有充足的了解,去判斷候選人否有足夠的能力勝任一職。所以校委會慣例上並不會質疑物色委員會的專業決定。

今次,港大校委會卻「毫無懸念」地否決了陳文敏的推薦決定,打破了校委會不干預物色委員會的推薦,儼如質疑物色委員會的專業判斷,把自己的地位抬到物色委員會之上,以「超級學術權威」的身份去否決。可笑的是,校委會並未能夠提供任何的專業理據去反駁物色委員會的推薦,而是用一些低智的理由去推搪拖延。首先,校委會以「等埋首副」為由拖延決定;其後,在輿論的壓迫下,推無可推下,校委會竟以一系列的荒謬理由,去否決物色委員會的推薦。委員竟然指陳文敏沒有博士學位、學術文章引用率和搜索率低、在未被任命下向外界透露自己是唯一候選人,操守有缺失,和最荒謬的沒有向某校委「跌倒」後致以慰問,以及因為「好人」才當上法律學院院長一職,以證明陳文敏沒有資格勝任副校長一職。這一切一切,都有賴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召開記者會,犠牲個人誠信,把校委的歪理倒出來,香港人才能得悉港大的最高管理機關,原來是由一群滿口歪理的「專業人士」組成,妄顧港大的利益,置港大的百年慣例於不管。

當馮敬恩把校委荒誕離奇的否決「理由」揭露後,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居然不是把矛頭指向那十二位校委,而是狂攻馮敬恩違反保密協議,破壞校委會的規矩。面對「保密」原則和公義,這群社會「賢達」竟然選擇因循守舊,違背良心,放棄一個人應有的公義之心。觀乎今次校委會的否決理據,幾可說是無一成立,根本是強詞奪理,說是沒有政治考慮因素,全然不可令人信服。馮敬恩在此關頭,毅然選擇捍衞公義,而犠牲個人誠信,理應是受到讚揚,而不是備受千夫所指,百般不是。在公義和法律之間,若果出現了衝突,不是應該選擇公義嗎?這不是我們一直教導學生該有的情操?難道盲目的循規蹈矩,不分是非黑白,才是我們所嚮往的品德?

委任副校長,理應是有能者居之,何況是一間由公帑經營的院校。院校人員的薪金和研究資金大部分都是由納稅人支付,院校校委的工作絕不是只向政府──資金來源──問責,更是要向公眾──納稅人──問責。公眾作為付出者,絕對有一定的知情權,了解院校的運作過程,及更重要的,在作出重要的決策時,了解校委決策時背後的理據。現實卻是,校委會竟以保密條款拒絕向公眾交待,衰以諸的藉口駁斥堅持交待的人士。最惹人反感的,當數某校委聲稱陳文敏的學術文章在「Google scholar」上的引用率在5年間只有4次。其後,某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更指陳文敏的學術文章的「impact factor」低,自己的是他的百倍。但是,要留意的是他們的論述既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其論述本身更是充滿邏輯謬誤。首先,陳文敏身為終審法院頒授的「名譽資深大律師」,其名銜本身經已有力地證明了陳文敏的學術水平足以擔任副校長一職。再者,在「Google scholar」上搜索,完全找不到有任何文章是「在5年內只被引用了4次」,不知該校委從何說起。第三,「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只是量度期刊的引用次數。興許該副教授指的是陳文敏著作的影響力,但陳文敏的著作及其在法律界的地位及影響力,無出其右。陳文敏能力及學術水平「未夠班」,根本歪理連篇。

陳文敏委任風波,早已不再是院校的行政及人事問題,而已經昇華為一個社會及政治的問題。大學,本來是一個世外桃源,不同政見不同立場的人士都能夠在當中自由表達意見,而大學亦會尊重不同政見,更不會有任何的政治篩選,過濾任何政見。現今,大學卻成為了政治角力的場所,中共和土共把政治鬥爭帶進了校園,以委任親共的校委和打壓「親泛民」的人士,去干預大學的運作,企圖收編大學。此舉完全摧毀大學院校自主的原則,挑戰香港人的底線。陳文敏,成為了第一個犠牲者,卻絕不會是最後一個犠牲者。吳靄儀公開的表示陳文敏以後,土共的目標就是鬥垮馬斐森,奪取港大的控制權,把一切反對的勢力鬥下去。面對著中共日益明顯和狠辣的鬥爭和干擾,面對著左報如狼似虎的攻訐,香港人必需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一方面抵禦攻擊,熬過難關;一方面要施以還擊,絕不能夠坐以待斃,任由魚肉。罷課、罷教和遊行只會是香港人抗爭的前菜,絕不會是這次抵禦戰的正餐。而港大,只會是今次戰爭的前哨戰。筆者執筆時,陳曼琪和何君堯被委任為嶺大校董,校董會的赤化過程加快進行。中共目標是收編全港各院校,控制香港的專上教育,從教育把香港牢牢控制,所以戰幕只會蔓延至全港各院校。捍衞院校自主,抵禦中共赤化,將會是可見未來的抗爭一大議題。香港的教育,只會受到愈來愈多的挑戰和干預。人權、法治和自主這些核心價值,是否能夠受得住,還要看香港人的團結程度了。

讓我們且看,未來的兩年,中共還會有甚麼招數打壓香港。香港人,絕不是溫馴的綿羊,任由宰割。命運自主,港人自決。

作者︰阿恩,曾任中學教學助理,文字工作者
90後教育工作者看香港

香港學界聯署譴責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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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署

〈李輝有辱學界 實乃各方公敵〉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政見分歧無可避免;此聲明亦出於一群政見不一的學者。我等在此強烈譴責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李輝副教授近日於各媒體中發表的言論。其內容錯漏百出,語理不清,態度不負責任,言論混淆視聽。我們必須澄清,此等低劣言行,並不代表香港學術界水平,而且更侮辱廣大香港市民智慧,影響國家形象。我等強烈譴責其傷害社會的行為。

以下各例為證:

—李輝聲稱自己學術文獻出版的期刊,平均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 [1] 為「零點零五幾」,為陳文敏教授之有關相同數值0.0038的二百倍 [2]。但經簡單驗算,李輝自稱的0.05「幾」實際只為陳文敏的 0.0038 的十幾倍。此乃小學程度的數學題,一時疏忽,本可原諒,但若要在公開場合自吹自擂,卻連自己聲稱極為重要之數值都計算錯誤,實在混帳胡塗,更有以自己專業知識欺瞞公眾之嫌。李輝至今仍未道歉澄清,更是無稽。

—於同一節目,葉建源議員駁斥李輝言論時指出,文獻引用率及期刊影響因子等數據,無法用於跨學科比較。但李輝意圖打斷對方論述,更要求葉建源「拿出證據」。其實,影響因子不能用於跨學科比較,乃學界常識,行內眾所周知 [3]。再者,有關資料在互聯網上比比皆是,亦見於正統研究報告 [4]。李輝之詭辯,若非無知,實屬無賴;若是自知無知,仍強充專家,於公眾場合發表謬論,實屬無知又無賴。

—於同一節目,李輝揚言道德良心非年輕人的知識範疇。此話荒謬絕淪,荼毒後輩,須知道德良心與年齡經驗並無絶對關係。年輕人身無包袱,往往比位高權重的大人物更有空間說良心的話,行公義之事。李輝為人師表,更為教育學院副教授,出此謬論,實大逆不道,殊不稱職。

—文匯報早於去年十一月,率先披露陳文敏為副校長候選人之事 [5]。但李輝於商業電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中,被問及有關該文匯報報導時,竟懵然不知。接受媒體訪問前,尤其就敏感話題發言,理應做足準備。李輝作為學者,更應做足功課。其空槍上陣,又大吵大鬧之勢,實有失學者風範,更令港大以至學術界蒙羞。

李輝之種種言行,已招惹各方不滿和嚴厲批評,其中一文更將李輝與鍾樹根博士和蔣麗雲議員相提並論 [6];我等認為這實在對兩位資深議員十分不公平。迄今我們無法確實李輝是否假以支持建制之名,博取認同。其胡說八道,妖言惑眾之勢,實有損建制名聲,令祖國蒙羞。

學者之間之一般爭拗,本應態度溫和,但此乃特別情況,非常時期:香港大學近日之風波牽涉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此乃普世價值,是非黑白的問題。作為華人學者,在這問題上的一言一行,都關乎香港、國家、以及海外華人的聲望。因此各種討論,不論出於任何立場,必須肅正嚴謹,不能苟且。李輝種種劣言拙行,強差人意,我等破例公開強烈譴責,實情況所需,迫不得已。

我等謹希望能藉此聲明,撥亂反正,以正視聽,防止有人存心以胡言亂語企圖分化香港社會。

聯署
香港專上院校教職員
海外專上院校教職員

其他博士程度以上的學術研究員及有關專業工作者

註:
[1] Impact factor 影響因子一般以學術期刊為單位計算,代表某學術期刊內刊登的論文,兩年內的平均引用次數。

[2] 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

[3] 由於不同學術範疇的論文數量、篇幅、引用、以至出版程序都大有分別,故此
論文引用次數實在不能用於比較不同學科的學術影響。

影響因子的始創人 Eugene Garfield,曾於一論文指出,將影響因子用於跨學科比較,是不負責任及不公平的。

“But the egregious and promiscuous use of IF [impact factor] across disciplines is irresponsible. It should be obvious to even the unsophisticated user of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that comparisons across disciplines are invidious.”

Pudovkin, A. I., & Garfield, E. (2004). Rank-normalized impact factor: A way to compare journal performance across subject categories. Proceedings of the ASIST Annual Meeting, 41, 507–515.

[4] 此論文指出,不同學術領域的期刊,各有不同的平均影響因子,其中以生命科學為最高,數學及計算機科學最低。作者更指出,以同樣計算方法得出的影響因子,去衡量所有學科之內所有學術期刊,其實並不恰當。

Amin, M., & Mahe, M. (2002). Impact factors: Use and abuse. Perspective in Publishing, No. 1, 1-6.

此綜述論文點出,以影響因子作為學術產量的衡量基準,其中之一的弊端就是影響因子未能顧及不同學科之間的分別。

Dong, P., Loh, M., & Mondry, A. (2005). The ‘‘impact factor’’ revisited. Biomedical Digital Libraries, 2, 7.

有學者指出,不同學科應該採用不同方法去計算影響因子。這正好顯示利用單一計算方法得出的影響因子,不能用於跨學科比較。

Vanclay J. K. (2011). Impact factor: outdated artefact or stepping-stone to journal certification? Scientometrics 92, 211–238 10.1007/s11192-011-0561-0.

跨學科比較學術產量,實乃學界難題。近年學術界比較傾向採用 h index,作為衡量學者個人學術產量。但由於 h index 之計算同樣基於論文引用次數,有學者認為 h index 仍然難以用於跨學科比較。

Balaban, A. T. (2012).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citation indices and journal impact factors. Scientometrics . doi: 10.1007/s11192-012-0637-5.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出版,指出法律研究被引用頻率、期刊影響因子、及有關數據,均低於其他社會科學範疇(如經濟,政治等)。

2014 年法律學術期刊的平均影響因子只有 0.28。再者,由於美國出版的法律學術期刊與其他國家所出版的大有不同,其影響因子亦大有分別:美國出版的法律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約為 0.4423(約 970 本期刊之平均值),而非美國出版的法律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約為 0.0360(約 640 本期刊之平均值)。

資料來源:2014 data in Law Journals database, School of Law, Washington & Lee University

此數據庫包含超過 1600 本法律學術期刊,並詳列其學術數據,如影響因子及引用次數等。

[5] 2014年11月26日文匯報

[6] 香港獨立媒體網

聲討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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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臉書轉貼了一份聯署的呼籲,標題是《香港學界聯署譴責李輝》,由於沒有標明發起人是誰,而且內容措辭非常嚴厲,立刻引起一些猜疑;有人用「伏味甚濃」來形容,提醒「大家還是小心為上」,有些人甚至認為聯署是假的。我同意聯署應該列出發起人,希望發起人遲些會表明身份;無論如何,這一刻我至少可以說這份聯署不是假的,更不是甚麼陰謀 — 在聯署公開之前,一位有份量的學者聯絡過我,告知聯署計劃,並讓我看過聲明的內容,問我是否支持。

有些朋友認為李輝只是小人物,這份聯署顯得抬舉了他,會令他「聲名大噪」,甚至會令中聯辦更加重用此人,反而益了他名利雙收。我的即時反應是:這人水平如此低(其實我說的是「呢條廢柴」),如果中聯辦重用他,不是壞事啊!至於出名,也是有美名和惡名之分的,這份聯署大概不會令「理虧」副教授得到更多人崇敬吧?

也有朋友認為不應該針對李輝這一個人,否則,恐怕便有需要聯署譴責李天命或王晶了。王晶不是學界中人,李天命已退休,他的言論不反映任何香港學術機構的狀況。李輝則不同了,他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現任副教授,他的理虧言論針對的是香港大學的學術自主;譴責李輝,就是要讓大眾知道,香港大學百年基業之岌岌可危,不但可以從副校長任命這樣的大事看出,也可以從有李輝這樣低水平的副教授看出。譴責李輝,是希望能收以小見大之功。

李輝水平之低,聯署的內容已解釋得很清楚。其實,在三年前的國民教育一役,李輝已露了底,寫文章講邏輯,外行充內行,犯的都是低級錯誤,是大一學生也不應該犯的,我已為文駁斥,現在不妨重溫:〈李輝教授的稻草人大陣〉。

一言以蔽之,就是李輝根本「未夠班」當港大的副教授。我們擔心的,當然不只是港大現在有一個李輝,而是港大在不久的將來會有很多很多個李輝。

不平庸的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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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上月否決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出任副校長,掀起了滿城熱話。否決的理由令人摸不著頭腦,刺鼻的政治氣味更引發無限聯想。無論真相如何、公眾再次痛心於政治是無容置疑的;未見「港大長遠及最大利益」,香港已籠罩著揮之不去的陰霾。

上世紀60年代美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了 「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說明極端的邪惡未必出於心理變態者或狂熱份子;普通人在日常心理的驅使下也會犯下同等罪行。漢娜的洞察源自在納粹德國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中,發現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執行者艾希曼並非窮兇極惡之徒,反而是平庸的一般人。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書中,漢娜這樣形容:「艾希曼的問題正正在於大多人都像他一樣,既非變態又不是虐待狂,而是非常又恐怖地正常。」艾希曼之所以邪惡,無非是因為他可以像平常人般在一個「理所當然」的環境下嚴格遵守「理所當然」的指令。就像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中的參與者,給予危險的電擊均是權力服從下的例行公事;問題的重點不在於當時人有否憑藉良心,因為良心從未派上用場。

當今部分權貴蹂躪香港,有人會認為他們就像艾希曼,不過是奉命行事。然而,在漢娜眼中「最邪惡的事情是由那些沒想過自己能選擇是『善』是『惡』的人做出來的。」在社會爭議聲中,即使立場未必相同,我們仍可運用自由意志選擇「善」與「惡」,捍衛經得起理性洗禮的立場。香港並非納粹下的德國,政治環境亦非內地般封閉。資訊發達本應提供了更多討論是非善惡的空間,奈何社會不乏背善向惡的物民,受過高等教育,不愁衣食,卻為不義背書。漢娜認為「人類最大的邪惡,在於無法思考,只知盲從」;但從恆河沙數的荒誕言語和行徑中看到,盲從不時經過深思熟慮,絕不輕率。如斯背景下的最大邪惡,正是那種背棄公義,助紂為虐的思考。這種邪惡,絕不平庸。

制度能夠扭曲個人行徑,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1971年的著名實驗中已經印證。在乏善可陳的制度中,盲目服從權力使腐敗滋長於人群之中;追尋權利使人甘願腐敗,行屍走肉;擁有權力更使腐敗無限放大。制度好壞與否,不單是要求持份者堅守法律責任,道德責任更是論斷成敗的關鍵。在崗位上尋租(rent-seeking),到頭來制度必被控制,加深日益嚴重的委託代理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尤其無視崗位的道德責任,猜度主子心思行事則飛黃騰達一旦成為潛規則,這無疑是鼓勵行惡。津巴多教授在《路西法效應》一書中提出了十點建議教人如何抵抗有害的影響,例如對不義制度的自覺,獨立思考,相信自己能夠反抗不義制度云云。然而,當今香港,在制度中痴痴呆呆又有幾人?無數的如意算盤咕隆作響,吵得香港永無寧日、正是對不義制度有深刻認識,能獨立(為自己)思考,才有不知凡幾的兵卒願意跑出來,希望撈些油水炒出亮麗成績。在此亂世,能夠憑空創造政治任務才算「高人」。由是,荒唐不絕,背後的撒但卻吃得酣暢淋漓。

制度是把雙刃劍:好好運用,可以斬妖除魔;一不留神,必定傷殺無辜。盱衡歷史,制度更迭舉其犖犖大者,離不開兩端。一,在下者以革命形式推翻制度,或以抗命變革;二,在上者善用權力和智慧,省思不足,推行改革。每一個時代,制度均塑造出兩種人,為奴者和改革者。前者受制於適應性的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對制度不仁感到麻木,無力無心無意反抗。有的則甘願為奴,披上一身華麗錦衣,幫虎吃食。在瘋狂之地,保持神志清醒並不容易。雖然邪惡能夠寄生於多數人的心窩,但我們不必對政治感到無力。切羅基人(Cherokee)的故事告訴我們,每個人心裡都住有兩頭狼,分別代表正義與邪惡。兩狼相爭,勝負取決於我們餵飼那一方。要樹立公義社會的永續圖騰,制度與道德的化學作用決不能或缺。制度普及化道德,道德改善制度,兩者的互動成為歷史進步的推手。如果你今天仍然相信公義,那你不必對政治感到絕望。因為我可以告訴你,你並不孤單,無數人像你一樣正在努力散播公義的種子。只要你不放棄,時間會證明百卉千葩的社會絕非幻想,選擇可以改變一切。

作者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alexdiscuss


施家潤:改革校委會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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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陳子雲

文:施家潤(城大公共政策及管理文學碩士)

香港大學校委會上星期否決物色委員會人選,不接納陳文敏出任學術及人事資源副校長一職,相關風波不單沒有因校委會行使其最終決定權平息下來,反之在社會持續發酵,越演越烈。校委會否決的眾理由,如沒有博士學位、搜尋器斷定學術成就、有否關心同事身體狀況等固然荒誕不經,但回顧上次校委會以「等埋首席副校長」才決定人事任命,宣布擱置副校長一職的任命看來,校委會「離奇過小說」式的行事作風即使令人失笑,卻貫徹始終地我行我素。

從根本改革校委會

否決任命的眾理由如何令人啼笑皆非,社會已有不少討論,在此不贅,但或許否決理由太過「吸睛」,以及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不惜違反保密慣例,冒著遭受懲罰的規定向公眾披露事件,社會的討論焦點傾斜於反駁否決任命的理由與爭辯與會者應否保密的道德責任,卻沒有憑藉事件檢討整個校委會,從最根本進行改革,捍衛大學的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

誠然,筆者非認為對謬論的反駁與支持因披露事件遭受壓力的馮同學並不重要,而是拘泥於表面的果,沒有直搗問題的根,只要校委會換屆,一切問題可能就此劃上句號,下屆校委會還是換湯不換藥。既然認定捍衛自主是無路可退、決定維護公義、抗衡權貴對大學內務和任命的壓力,港大師生須得更進一步思考如何從根本處改革校委會。

校委會集權貴、統戰工程於一身

改革校委會的重要性,在於校委會視作校內最高的權力架構,對校政、憲制、法規、財政、研究經費分配、發展方向和人士任命等環節都有很大的影響力,足以干預學術自由和影響院校自主。因此,若北京政府有目的地透過統戰工程操控學術界,校委會自然是最直接與有效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透過拉攏校委會成員,授予大學領導層出任人大或政協,或委任人大或政協為校委會成員的方法,滲入大學的管理架構內。

港大校長馬斐森於校委會表決前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指出自己及其他支持陳文敏擔任副校長人士所受到的壓力,是有人在背後策劃,更不排除北京政府在事件的背後。因此,北京政府對院校校務管理的影響,已不是隔岸觀火的取態,而且切切實實地透過其代理人存在於大學的管理架構內,干預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

改革校委會保護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

因此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重點不是否決任命陳文敏當副校長,而是校委會的決定非以大學利益為依歸,以及北京政府現時對院校的統戰工程。要抗衡統戰工程與保護院校自主,改革校委會是重要的一步。有意見認為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中,校委會的商議與表決是經過「理性而詳盡」的討論,若校委會必須通過物色委員會提交的唯一候選人,硬要校委會通過會令校委會淪為橡皮圖章,但筆者認為,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將校委會與校長領導的管理層的關係本末倒置。

校委會存在的重要,是透過委任學校管理層外的人士,在校務管理的層面上與校長領導的管理層一同管理學校運作,一種相輔相成的協作模式。以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為例,物色委員會是經過嚴謹的公開招聘及遴選程序,考慮了所有相關因素才向校委會作出任命建議,若校委會成員立場中立,校委會按慣常程序應接納物色委員會的建議,若校委會要推翻物色委員會的建議,則必須提出有充分而有信服力的理由,這就與橡皮圖章沒有任何關係,而現在的問題就是,校委會根本未能提出有充分而有信服力的理由否決物色委員會的任命建議,更甚是這種本末倒置的想法,等同完全架空校長領導的管理層,校委會主宰大學的各大小事務,結果大學連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皆要仰人鼻息。

至於民間社會,面對學術界的赤化,須在地抗爭捍衛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在地抗爭絕非流於口號,更重要的是將抗爭組織化和長期化,如不同領域的抗爭組織互相支援,連結在一起發揮「公民社會聯綫作戰」的精神,譬如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中18個專業團體的聯合聲明。當然,港大校友關注組或其他相關的校內關注組亦不應該在爭議過後便沉寂下來,應持續分別在體制內和體制外進行監察,若果再有類似的事件,便可合力發聲。

總而言之,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引爆的,不是誰有資格勝任某職位的討論,而是在政治的大環境下,加上北京政府的因素,如何捍衛我們珍而重之的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這是社會應該好好思考的重要東西。

延伸閱讀:
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
《香港革新論》網址

本文章原刊於《信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信報》授權轉載。

守護港大,始終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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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黃麗君女士於《頭條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選擇性公義》的文章,指「從葉建源、馮敬恩對校委決定不停狙擊,到他們處理陳文敏接受匿名捐款事件的不聞不問,雙重標準的心態昭然若揭。」黃女士在文中對本人的指控,漠視了事實,本人實在不敢苟同。

首先,港大校委會已經就陳文敏接受捐款一事(下稱「捐款事件」),作出了一個非常詳盡和明確的處理。早於2014年12月,校委會決定交由審核委員會調查捐款事件。2015年3月,校委會開始討論捐款事件的審核報告。2015年5月,審核委員會向校委會提交了補充詳細分析及涉事者的回應。2015年6月,校委會接納審核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並決定交由校長馬斐森及副校長組成的中央管理小組跟進。2015年8月,校委會接納中央管理小組的建議,校方將致函陳文敏,提醒他避免在未來再出現任何管理上疏忽。

由此可見,校委會已經完成了對捐款事件的處理,審核委員會詳盡的調查報告、相關文件及涉事者的回應,亦被上載到互聯網,讓公眾查閱。再者,我們港大校友關注組在2015年7月才成立,而審核報告在當時已經對捐款事件作出了完整的表述,而校委會已經接納了。因此,事件已經告一段落,我們無須再要求任何人就捐款事件再公開資料。

相反,校委會至今仍未公開解釋否決陳文敏擔任副校長的原因,而本科生代表馮敬恩同學透露校委會成員的討論內容或否決理由極之荒謬。師生、校友以至社會人士為了捍衛港大的程序公義和院校自主,才會要求校委會公開作出清晰的交代,本人絕對沒有雙重標準;反而,類似黃女士這些只攻旁枝,不提重點的評論,盡量誇大似是而非的不實說法,刻意隱去最核心和明顯的當權者的政治干預而不回應,才是《選擇性公義》。就著副校長委任風波,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但在批評別人之前,請先弄清楚事實。

關志健:唇亡,也便齒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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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

以「温水煮蛙 」的比喻,去形容北京在回歸後對香港的干預,大概已不合時。從港大校委否決陳文敏副校任命的事件上,看到北京對香港的介入已開始變得肆無忌憚,明目張瞻。

這個干預校政的行動,先由親北京報章率先展開。在年初連續數日以頭版攻擊陳文敏,破壞他的名聲。馬斐森校長的電郵亦曾被黑客入侵,部分內容由這些親北京報章公開。之後由親建制校委接力,炮製出「等埋首副」的荒誕理由,去拖延有關委任決定。拖拖拉拉之後,親建制校委最後以非常牽強的理由,否決以校長為首的物色委員會的建議。如此的干預行動過於明顯,連馬斐森校長也忍不住口說,不排除北京在背後發功。

事件之嚴重,的確不在於陳文敏的個人得失,或港大的校譽之上。今次粗暴干預校政,是對我城一眾學者的恐嚇,威脅到我們一直享有的學術自由,動搖我城核心價值。

還記得嗎?馬道立法官在莊嚴的終審法院新大樓之中,向提出「特首超然論」的張曉明等,鏗鏘有力地重申司法獨立的重要。他的講話,令珍惜司法獨立的港人拍案叫絕。馬官擲地有聲表明:「法院的決定有時未必迎合所有人 — 無論是個別人士、政治團體及其他團體,甚或是政府 — 但法院的角色並不是要作出受歡迎的決定。」

畢竟,法治是我城大多數人的核心價值。當司法獨立受到威脅,人人自危;擔心一旦惹上官非,自己會得不到公平的審判。但學術自由呢?好像比較遙遠了一點,似乎屬那些「蛋頭學者」的事而已。而院校自主,則更少人關心,彷彿只關乎幾所院校的自身利益,不會對大眾構成什麼重要影響。但讀者必須明白,學術自由是公民社會的基石,而院校自主是學術自由的必要條件。正如Ingemund Hägg教授所言,「院校自主不一定帶來學術自由,但卻是學術自由的必要條件」(University autonomy is no guarantee for academic freedom but is necessary)。 唇亡,也便齒寒。

須知道,香港之所以要設立高等院校,並不是要為港爭世界大學排名,揚威海外云云。大專學府的使命,在於推動社會變革和創新。而學者的責任,不是要為政府的政策護航 ,埋沒良心地做一些「先有結論,後蒐集數據」的研究項目。學者要獨立於各方,敢於挑戰禁忌,提出新思維、新角度。和法庭的判決一樣,學者的研究不一定能迎合各方。一些研究方向,或與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馳。所發現的研究結果,亦可能令在位者尷尬。

之不過,若果學者隨時會因自身的取態、見解而遭媒體人格謀殺,如何可安心發表己見?如果學者的個人立場(即使相多溫和),也危及自己的聘用及升遷機會,誰還敢以良心發聲?

為免學術界變成一言堂,大專學府之內,應有寬鬆的環境,容得下不同的觀點,讓百花可以齊放。大學管理層亦應該純按學者的學術表現去作評核,而不干預個別學者的研究方向。 社會大眾也要力保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讓學者進行研究時,不用考慮在上者的喜惡,也不用討好群眾。只有這樣,大專學者才可無拘無束地,為社會和世界,開拓新天地。

《歐洲大學憲章》清楚指出,大學裏的教研工作,應獨立於一切當權者之外。北京亦在《基本法》第137條中,向港人保證「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但今日的港大事件,難免令人擔心院校不再能自主。政府可輕易透過親建制校委,而對校政指手畫腳。

别以為院校自主只關乎大專院校的小眾利益!在公民社會之內,不同的領域也環環相扣。守護我城,要靠各方在不同的領域上聯線作戰。而院校自主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必須得到正視。

延伸閱讀:
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
《香港革新論》

本文章原刊於《端傳媒》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端傳媒》授權轉載。

周日東:專制操控 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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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日東(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碩士)

社會近期的焦點,均放在港大校委否決任命前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一事上。但在這個星期,也發生了一些同樣值得社會留意的事:一、特首梁振英任命親建制人士何君堯及陳曼琪為嶺大校董會成員;二、建制派全奪立法會內委會及財委會正副主席的職位。

前者固然和陳文敏事件一脈相承,令人懷疑當局有意在正式的政治體制外做文章,壓制學術自主,甚至進一步蠶食公民自由。至於後者,焦點明顯是在體制內,建制陣營(包括北京和本港的建制派)有意進一步加強控制立法會,繼而削弱泛民在議會內的政治能量。前者在體制外,後者在體制內,兩者殊途同歸,均可算是「選舉專制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中「政治操控」(Authoritarian Control)的手段。

近年來,已有不少論者(如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教院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方志恒等)指出,香港已逐步走向「選舉專制政體」(這類政體雖然有著「多黨選舉」的安排,但政治體制卻向當權者傾斜,公民社會亦受一定程度的壓制,例如新加坡、俄羅斯等地)。觀乎最近的發展,此趨勢似乎愈演愈烈。

陳文敏事件和最新的嶺大校董任命,便從側面反映出「政治操控」的一種常見手法:「統戰滲透」(Co-opting Elites)。根據本港年輕學者施家潤和柯衍健的研究,本港八間大學中,每間的校委/校董均有人具人大或政協的背景(少至半成,多至三成),和北京關係密切【註】。在陳文敏事件上,大家不難看到「統戰」 的威力,立場親北京的建制派人士,能夠憑著人數的優勢、「數夠票」,否決對陳文敏的任命。

正因為校委/校董作為大學的最高層,對校政、校內財政、人士任命等環節都有很大的影響力,為了令大學「乖乖聽話」(今次的對象便是嶺南大學),當權者用盡自己手上的權力,任命「自己人」成為校委/校董,也是自然不過的事。當然,大家可能認為這只是筆者主觀的臆測而已,但無可否認的客觀現實是,北京、建制一方在嶺大的影響力的確有所增加。

更重要的是,嶺南大學(尤其是文化研究學系)一向是本港社運的重鎮之一,有不少老師和學生均為社運的領導者,當局實在有足夠的誘因來「好好管理」一下嶺大。雖然單憑一兩次的任命,很難斷言當局就是要透過校董會向大學施加影響力,但前車可鑑,陳文敏一事實在難以令人對此感到樂觀,而類似的任命,恐怕還是陸續有來。

對嶺大校董的任命,顯然是針對政治體制外的大學、公民社會;至於建制派在立法會全取內委會及財委會正副主席,則明顯劍指體制內的反對聲音:泛民。

之前,雖然建制派議員因為功能組別的關係,數目比泛民議員多,但雙方還是有商有量,能通過協商,容許泛民議員出任這兩個委員會的副主席,甚至是主席(例如民主黨劉慧卿,便曾擔任財委會主席)。不過,今時不同往日,建制派現在就是要以「我夠票」的姿態牢牢掌握議會內所有重要委員會的關鍵位置,客觀效果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杜絕了泛民作出重要議決的能力,削弱泛民的影響力,也壓縮了泛民的生存空間。

不過,筆者相信,這只是建制陣營加強控制議會的第一步而已,操控很有可能陸續有來。北京的「操控大戰略」,應該是放眼於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嘗試在地區直選中,讓建制派的議席超過泛民,甚至是一鼓作氣,取得全體立法會的三份之二的議席。功能組別過半、地區議席過半、三份之二的大多數,建制派便能籍此掌握議程的安排、議事規則的訂定等,這樣才稱得上是「全面掌控」。

這個局面,其實距離我們並不遙遠。上屆立法會選舉,建制派憑著「神級」的配票,雖然比泛民少約一成的選票,但取得的議席只比泛民少1席(建制17席;泛民18席)。只要配票再精準一點,建制派的議席便可超越泛民了;而建制派有著雄厚的財政資源來進行票站調查、豐富的地區人脈了解各區的投票走向,要做到這點,並不如想像中困難。

更重要的是,各種「選舉操控」(Electoral Manipulation)的手段,在港已見端倪,如各個疑似「種票」的個案(即「選舉造假」, Electoral Falsification)、「蛇齋餅粽」(即「資源超限戰」,Unequal Resources Competition,以龐大的資源優勢來籠絡選民)等。表面上,上述的種種情況似乎均對建制派的選情有利。下屆立法會選舉勝利的天秤,實際上會否已向建制派傾斜?

本港現時的政治形勢,看似風平浪靜,但當我們站高一些、看遠一點,便不難發覺一張名為「選舉專制政體」的大網正籠罩我城。體制外,大學正受到「統戰滲透」,影響學術自由、公民自由;體制內,泛民受到建制派的全面壓制。山雨欲來風滿樓,老實說,筆者對本港的政治前景並不樂觀。筆者是否多慮了,讀者諸君可以自行判斷。

【註】〈寒蟬處處的學術界—守護我城學者有種責任〉,施家潤,柯衍健(2015);收方志恒(編)《香港革新論》,頁139-155。

延伸閱讀:
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
《香港革新論》網址

本文章原刊於《信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信報》授權轉載。

沒有透明度 何來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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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副校長的提名,拖延以及剛剛發生的的否決引來不少風波。遴選委員會的形成是為了提供相對專業的意見以挑選一個適合的候選人,而在這個候選人被挑選了之後,校委會亦擁有權力去確認或是否決該候選人,以讓整個遴選過程有多一層的監察。只是,校委會擁有這種權力並不代表可以作出任何決定而不給予公眾一個合理的解釋。

當然,我們可以衷心相信每個校委都抱著善意,作出的決定都是由港大的發展和前途出發,但依然,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沒有制衡的權力早晩也會越界。故此,所有和公眾利益有連結的權力,必然應伴隨著相對應的責任,要對公眾作出合理的解釋。這個解釋毋須披露會議的細節也無關保密條款,而是需要提供合理程度的資訊讓一般公眾能理解,討論,甚至是質疑。畢竟,既然事件及其決定和公眾利益尤關,市民,特別是香港大學的持份者就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權。但是在副校遴選這件事情上,該有的透明度明顯是被犧牲了。

對於所有港大校友,特別是關心港大前途的一群,在整個決定中最關鍵的資訊被蒙敝了,而因此無人能夠評論這是否一個合理。故此,更公開更透明的資訊披露明顯是必需的,只有這樣的做法,港大校友及其他持份者才能夠討論這些理據,並透過公眾的意見將港大引向更健康的發展方向。

有些人提出,這種情況是機構組織作出決策時所不能避免的。作為委員,其實就是一種授權的代表去進行日常的決策,既然如此,就想當然難以每事去公開披露詳細的討論內容。問題是,如果他們有被授權的話,到底授權者是誰,而其權力的來源又合理嗎?

無可否認,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中,各種代表的制度是必要的,但要令整個制度正常運作,需要一個明確清晰的授權過程,與及合理固定的輪替制度。前者在此事上固然缺乏,後者要發生的話,則需要委員/代表作出適當的披露,以讓委任人有足夠資訊在任期屆滿時決定是否授權另一人。作為代表,當然亦可以選擇將所有訊息保密,只是他同時亦冒著不能連任的風險。而現在,港大的校委會的確有不少成員沒有任何來自公眾的壓力,他們需要交待的只有一小撮人,甚至乎是一個人。

在這種情況下,公開的資訊就更為重要,畢竟這已是公眾能夠監察校委決定,以及限制其權力運用的最後手段。只有當校委會對其決定作出適當的解釋,公眾才可以評論並對不公平的決定作出評價,而這個解釋是否詳細並不是重點,最關鍵的是這個解釋是否合理,是否有足夠的理據支持最後的決定,而這些理據又是否以港大的長遠利益為優先考慮。如果說這樣的披露也有其難度,明顯是低估了港大一眾校友的分析能力。

請謹記,香港大學並不是私人企業,公司董事會的慣例並不完全適用於此。作為股東,還是有權可以票選董事,如若發覺董事不夠問責而投票又被人把持,最後一著還是可以賣出股票退出投資,而我們卻不可以這樣的放棄一所公立大學。

更重要的是,在這次副校遴選,又或是近幾年的各樣社會事件上,不少人都抱持著同一理據,指某項決定或是做法符合現有的法律及規則。不能否認,大部份情況確實如此,但這只是合法,而並非一個理想而公正的社會。即使談到法治,法官也需要深究每條法律條文背後的原則以作決定,並且在判詞上清晰表達判決的根據。以一句合法和保密就壓倒一切,正是香港核心價值消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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